陈小雅

“行乞旅游”的收获

显然,毛泽东鄙视他的父亲,但并不鄙视他的钱袋。只是憎恨这个钱袋不能为他所用而已。有资料证明,此时,他对“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的箴言,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体悟。尽管他还不愿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一点。

对此,1917年暑假,他与好友萧子升所作的一次旅游,留有深刻的痕迹。

关于这次旅游的起因,毛泽东曾对斯诺说: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

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1]

对比与毛泽东同行人的记叙,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的这个介绍,基本上是失实的。但这次旅游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形成,却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关于这次旅游的真实情况,在他的游伴萧子升所写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2]一书中,有着详细地记载。通过它的展示,我们相信,那是一次真正的“行乞旅游”。

当时,比毛泽东小一岁,但大三年级的萧,已经从第一师范毕业,在长沙的楚怡小学任教。出游的那一天清晨,毛泽东肩上背了个小布包,从第一师范到楚怡来找他。二人相对,出奇的相似:原来,他俩都不约而同地推了个光头,身穿一套白色旧裤褂,同是一个包袱一把雨伞。萧的包袱里面,只比毛多了一副笔砚和几个信封信笺,还有一本诗韵集。

出了校门,向西行走十分钟,他们来到需要克服的第一道障碍前。那就是一条从城中穿过的江水——湘江。江边有一个渡口,有小划子在那里穿梭来往,接送过河的人,每人只收两个铜板。他们没有钱,怎样过江呢?

看着江中行驶的汽船,不会游泳的萧子升想到的是,那儿的水该有多深;毛泽东会游泳,但如果游过去,不仅对体力耗费很大,而且包袱全会浸湿。因此,可以考虑的方案,只有乘渡船过去。从他们所处的位置向上游走一里半地,那儿设了一个不收费的“义渡”,叫灵官渡,没钱的人可以到那里乘坐“公船”渡河……

此时,这一双年轻人怀着向秩序挑战的心情,哪里也不打算去,而是与所有要过河的人一样,大大咧咧地上了一艘小船。当船划到江心,船家说要收钱时,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预料中的事发生了,船夫威胁着,要把船划回去,但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甘愿代他们付钱。但两个年轻人感觉,如果同意老人的善举,那就像“打了自己的脸”。他们向船夫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但船夫又不答应。船夫看中了毛泽东手中的雨伞,要求用雨伞来顶账。但是毛泽东直言:那不合算。也不干!谈判僵持着,时间无情地在他们脚下流过……

争执的结果,是船夫差点要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他眼看着后面的船只已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们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乘客。时间就是金钱,占有市场才有最大的效益,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偷奸耍滑”的青年,也如愿登上了对岸……

就像一场预演的阶级战争,“革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革命者“赌”的决心。只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赖汉,既无时间之忧,也不必对他人的福利负责任,更不惜闹个人仰船翻的一方,才能夺取胜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曾以“跳塘”来威胁压迫他的父亲,因而取得了父亲的让步。以后,他曾多次回顾那次胜利,并总结出一条“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经验。这一次,他成功地强迫一个普通劳动者无偿地为之付出了代价,无疑也为毛泽东今后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是,他以后玩的花样,要比这一次大得多得多!

“上岸后,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萧写道。

但是,不久,真正的问题渐渐地提上了日程——他们感觉到有点饿了。这种感觉一旦被意识到,就开始占据人的整个身心。意识与感觉互动的结果,是觉得越来越饿……这与人的阶级觉悟同人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是一个正相关道理——你的阶级觉悟越高,凡事从阶级的视角、以阶级的观点来衡量,你会发现,阶级斗争的现象无处不在——就像饥饿对于饥饿的感觉一样。

得马上弄点吃的。他们开始了真正的乞讨。但一开始,结果并不理想:

“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化子的通常办法),更是毫无用处……”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生米去与人交换熟饭,这大概因为“叫花子”有自己纯粹的文化,是不屑于与商业行为混淆的。

就像“水浒”式的打家劫舍,[3]小地方只有小地主,而小户人家的“小口袋”[4]里,剩余利润有限。所以,要分享比较大的利润,就得转向“大口袋”……

于是,他们开始向开店的人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

打听的结果,是了解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翰林”是一种官名,一般从科举考试中被选为进士的学子中选拔。清代的翰林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点中的,俗称为“点翰林”。这位刘翰林,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于是,两个年轻人决定向刘翰林“进攻”。

敲开文化人的心扉,当然要用文雅的方法。这时,萧准备的笔墨纸砚和他的一手好字可以发挥作用了。借助小店的桌凳,二人坐下来切磋片刻,不一会儿功夫,便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

毛:翻山涉水之名郡,

萧: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

毛: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的第一句赞颂了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表达了来人的仰望之情;第二句上半联虚写景色,下半联的意思一目了然。其中,第一句的上联“翻山涉水之名郡”,和第二句的下联“沾衣晨露浸饿身”是毛泽东贡献的。这第二句的下联,虽然看上去形象欠尊,但它表明,毛泽东到了饿的时候,也是能够舍得下面子的。

终于,这张实用的“名片”被递进了退休翰林的深宅。翰林也为两位年轻人敞开了自家的大门。据说,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与他们的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关于他们交谈的内容,萧子升还记得,在问答中,毛泽东说他们读过《十三经》。[5]也读过《老子》和《庄子》,[6]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到,自己的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刘翰林就越发的热情了……

显然,曾国藩的名字,不仅会令任何一个官场上的人肃然起敬,而且是湖南人的光荣。他生于1811,卒于1872年,字涤生,是湖南湘乡人。清朝道光皇帝当政时,他考取了进士。曾担任过吏部侍郎,相当于今日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与1957年“反右”运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关部、局、处级的正职,大部分只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样,在清朝开国后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国家的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把手”,或正部级干部大部分只能由满族人充当。各民族在社会中的地位,依据满、蒙、回、藏、汉的等级,分别高低贵贱,汉族人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所以,曾国藩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汉族官员中的仕途较“成功”的人士。然而,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便是湘军的创始人。在他担任湘军首领期间,镇压了当时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从此,由汉人领导的或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新式军队,终于取代了满族人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在未举行政变的情况下,悄然实现了军权的转移。他还发起并推动了一场意义更深远的运动,那就是清末著名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奠定了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础。正因为他一手创造了清朝的“中兴”历史,所以,在历史上,他被誉为大清帝国“中兴第一名臣”。此外,中国近代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和外交家,要么出于他的麾下,要么出自他的发现和栽培,要么是通过他所开创的事业,达到建功立业的。这是曾国藩虽然终生以低调做人做事,但却享有盛誉满天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这一层关系,此刻的刘翰林,对两位要饭的青年也格外的礼遇。他不仅带他们参观了自己的收藏,分别的时候,还送给他们一个“红包”。在刘翰林的收藏中,有中国古代的计时器——铜壶滴漏,此外,他的藏书也十分丰富。毛泽东对此记忆的深刻,可以从四十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得到佐证: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号人物时,已经征战半生的他,竟还记得在刘翰林那里曾见过一本他的著作——《中华六族同胞考》,并写信给宁乡县文化部门,向他们索要刘翰林的家藏。只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告别了翰林宅邸后,打开他老人家赠送的红包,看到里面竟包着四十个铜元时,两个突然暴富的“乞丐”真是喜出望外!他们立即回到了原来那个小吃店,尽情地要了自己所喜欢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只花了四个铜板。与讨来的饭只能将就着吃的情况不同,这一次,他们深刻地体验到:

只有有了钱,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离开小店,第二天一早,他们又上路了。

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农家的“免费招待吃住”,在他们的这次旅行中不是根本不存在,但那是因为他们来到了一位熟人“何胡子”——何叔衡的老家。那一天,因为肚子吃饱了,他们一口气走了大约七十公里。直到深夜,才敲响了何胡子家的门。他们遭遇的情景,的确相当感人: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你们真是两个怪物!”接着,何胡子的父亲、媳妇、弟弟和弟媳、侄子都起来了。二话没说,生火做饭,何胡子的弟弟还拿来了酒……正是孔老夫子说的那种场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生于1876年农历五月初五。那一天,正是中国民间纪念古代楚国的一位爱国主义者屈原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位伟大的诗人因自己的建议不被国王采纳,投身于湖南的汨罗江中,结束了自己富有才华的生命。所以,每年的这一天,老百姓为了纪念屈原,都要在河流中投放一些粽叶包裹的糯米食物,让鱼虾慢慢吃。寓意是让吃饱了的鱼虾,不要再去吃屈原的尸体……

也许是因为这个节日的深情主题影响了胎儿,这一天出生的何叔衡极富于感情。毛泽东对他曾有一个评价:“何胡子是一条牛,一堆感情”。他的一师校友和新民学会会友萧子暲也这样认为。有一次,他到何任教的学校去看他,正赶上他在和一个学生谈话,说着说着,何老师自己竟哭了起来。萧子暲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事后才知道他容易激动,和学生谈话时哭泣的事情,常有发生。

何叔衡从小一边随父亲在家读旧学,一边劳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考取了秀才。那大概是前清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次。在没有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前,他曾在家乡教过一段书。由于他的这些特殊身份,所以,后来他进入第一师范时,被安排在一个特别的“讲习科”学习。在讲习科毕业以后,就到长沙有名的楚怡小学教书,和萧子升既是校友,又是同事。学校放假时,他便回家务农。

1918年4月,他参加了萧子升、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但事后却自愧“年长才退”,不配与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经几次劝说,才入了会。成为是会中年龄最大的会员。1920年9月,他被任命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通俗日报》。据说,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生气,他接手后不久,发行量就由过去的七、八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成为湖南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

同年,何叔衡成为湖南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中共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回国后担任江西苏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法院院长”。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根据地,在一次撤退中负伤,在后有追兵的情势下,为不拖累战友的行动,自己纵身跳下悬崖……

何叔衡的家,是中国农村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家典范。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一家的用度,都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换来。何的父亲是个标准的老农人,但也喜欢看书,而且颇通文墨。

据萧子升记载,第二天一清早,何家就全部起床,下田的下田,做饭的做饭,而何老先生,则为客人当起了导游。他首先带着客人参观了猪栏,那里面养了十口猪,其中有一只才十一个月大,竟肥壮得像一头小牛,足有一百六十公斤重。在那里,萧子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带黑色斑点的花猪,如果剃掉了猪毛,全身竟然是雪白的!……何老先生告诉来客,养猪的关键,在于挑选好的品种和配给适当的饲料。宁乡的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

接着,他们来到了菜园,那里生长着整齐清爽的鲜美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远处的田里水稻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

当萧子升对何家的菜园发出由衷的赞叹时,何老伯竟摇头晃脑地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

“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

一定要铲除之;

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危害也,大矣哉,

‘君子乎’,‘圣人乎’!”

跟在后面的何胡子由衷地笑了起来,还不失时机地表扬了老爷子的古文。

何家用最丰盛的酒菜款待了两位年轻人:杀了猪,宰了鸡,还有从池塘里刚刚打捞上来的鲜鱼和窖藏的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两个年轻人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期间,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那里长满了茂密的松树,家用柴禾随砍随用,取之不竭……

“从低矮的山坡可以看到山脚下一大片宽阔的平原地带,一直延伸到远处。我们一行四人便在松树下坐了下来,观赏面前的景色。清风阵阵,凉爽宜人。何老先生开始讲述起他早年为生计而奋斗的故事。何胡子静静地听着,当父亲叙述到某些辛酸的往事时,他竟感动得流下泪来。”

临告别时,何叔衡送二人走了很远,还无论如何让二人带上了一笔钱,说是留作应急之用。对于何家的生活,感慨万端的萧子升给与了由衷的赞美。但毛泽东似乎不以为然,当萧子升赞叹何家的自足与何老先生的快乐时,毛泽东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他一直说他是快乐的。遗憾的是早年他没有机会读书。你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显然,何老伯一家的生活,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生活、父亲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这种生活的意义。认同这种生活的意义,就意味着否定自己的追求和一切努力的意义。毛泽东是不能回头的。因而,在他们应当享受友谊,共渡欢乐和赞美上帝时,他却始终在感情上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

也许,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不能与别人共享快乐的人,终生都不会是快乐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仅不愿意与人共享这种快乐,而且看不惯这类田园诗的生活,他要用血与火的诗情来打破这一切,改造这一切。为此,他曾作诗写道: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7]

告别了何家以后,新的闯荡又开始了。又到了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尽管此时他们身上还揣着刘翰林同何胡子的铜元,但他们还是坚持用乞讨的方式谋食。不过,既然是游戏,气魄也就大多了。

他们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一家大院子,张口便直言“我们是叫化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没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他们也很快吃完了。待到他们要再讨一点时,女主人却不肯给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前面已经说过,生米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处的……

他们期待着还有好运。于是,向着一所实行“大锅饭”制度的寺院走去。那是一处设立在著名风景区的佛教寺院。他们在黄昏时分到达了那里。茂密的树林映衬着千年古刹——沩山寺,远远看见有人到来,两个和尚早早地就在山门迎侯。为了不使对方误以为自己是长途跋涉来奉献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为乞讨而来。但和尚爽快地回答说:

“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

在方丈室,这两个客人为四壁耸立的图书而惊叹。那里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他们所熟悉的《老子》和《庄子》。据说,他们与方丈之间,就中国古代经典书籍进行了兴致勃勃的讨论,历时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所以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他们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两个年轻人为此几乎忙碌到半夜。……

就像是“大跃进”时代理想社会图景的一次预演,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座寺庙里白吃白住了两天。在那里,和尚们引导他们在各处作了参观。他们也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支撑这种寺院式优雅生活的另一面,是小和尚们的艰苦劳动与信众的供奉。

显然,毛泽东对这种大锅饭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何胡子家的兴趣。在告别的时候,他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这无疑是毛泽东一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体验。日后,他在发动“大跃进”之前,就曾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了中国古代的道教鼻祖——张鲁。毛泽东指出,张鲁所实行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就是一种早期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对于远方的“第三世界”朋友,他也给与了同样的礼遇,就像在沩山寺院他们首次遇到的情况一样。只不过,在他统治下的文革期间,不仅僧人被迫还俗,全中国所有寺院的经典文化遗存,统统被付之一炬!

从毛泽东对何胡子家的态度,以及他后来对寺院所作的一切来看,他似乎是一个没有“感恩”习惯的人。

出了乌托邦一般的寺院,现实的乞讨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萧子升记载道,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之后,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从容前行。……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刘翰林所赠的四十枚铜元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毛泽东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于是,他们有了第一次河滩露宿。

有一天上午,已经到了十点左右,他们还不曾吃到早饭。因饿得很厉害,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稍稍犹豫了一下,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以后,没有付帐,店家是不让走人的。怎么办呢?他们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设法出去弄钱。但是,在农村,赠物容易,讨钱却很难。因为他们所遇之人,大多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直接生产者,手中有限的货币,一般是为兑换生活必需品而预备的。他们费了好些时间,讨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时所说的:“穷则思变”,通过总结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二人的“乞艺”终于有了新的提高:

他们想到了如何使自己手中已有的货币“增值”的办法:于是,先拿这几十文钱去买了些纸来,写成对联,然后将这些字,送给街边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当“游学先生”,就是用这种办法弄钱糊口的。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员对于他们送去的对联大为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就给了四个铜元。这时,店主也出来了,问清了情况,又加了四枚。他们旗开得胜,第一幅字就换得八枚铜元,足够付茶馆的账还有富余了!但接着,他们又碰见了小气的人。他们拒绝接受对联,说“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二人说:已经写上了宝号[8]的招牌,送给别家也不合适,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算了。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元。

又走了许多的路之后,他们意外地从街边的一张县政府张贴的布告上发现,签署人——张康峰县长——竟是以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这一发现,让他们体验了一次与官府打交道的经验:

二人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问过几次路以后,终于找到了县政府。但是,县衙的门房很凶恶地拦住了他们,并对他们叫道:

“滚开,叫化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还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也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大概是一位师爷,他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向院内走去。

不久,那位老人快步回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

县长张康峰看到这两个乞丐模样的来访者,着实吃了一惊。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你们的行为,在多数人那里都是不能被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在以后的路程中,毛泽东和萧子升开始了正而八经的讨论。其中的一个主题,便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问题。据萧子升的回忆,毛泽东极为痛恶金钱权力,却向往政治权力:

“我认为政治权力比金钱权力好。”毛泽东说。“资本家的金钱权力是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一个人,不管他怎样胡作非为,没有文化,没有学识,只要他有钱,就可以被社会推崇。只要一个人有钱,他就可以公开作坏事……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说:“金钱无疑很坏,但政治权力更坏……政治权力包括了金钱权力和军事权力。金钱权力是一种邪恶,政治权力是好几种邪恶合在一起。一个没有良心,毫无教养的人,一旦他得到政治权力,就很可能上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位置。人们尊他为国王、皇帝或是总统,于是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杀害、惩罚百姓。然而,他会大言不惭地说他是热爱人民的,为人民而工作。这样,反倒成了人民的基石,国家的救星。”

今天,我们已无法断言,萧子升的这番话,是否当日的原话。如果是,那么,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的确显示出了某种眼光,那是一种对于政治的洞察力和对于历史的穿透力眼光。但下来的谈话,则可以断定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记录:

毛泽东听了这一大段后,说道:“这只是你的高论。……但是不免太高深了,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欣赏。你似乎比我们这些人清高,你好比在云端里说话,地上的人不愿意听这些空洞的高论……如果你没有钱,也不是官老爷,那么人们就不会理睬你,象那个门房对待我们那样……”

“……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汉朝的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金钱与政治势力太大,以致破坏这些准则。”我说。

毛泽东反驳说:“……但现实生活中很难坚持这种准则。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道德修养的问题的。至于我自己比较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正好与孔子的说法相反……”[9]

——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到,萧子升作为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高足,基本上是一个“道德至上”论者,而毛泽东的观点,很早就具有了唯物论的倾向。其中提到的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的观点,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的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又再一次得到领教。1917年9月,毛泽东向同学张昆弟再次谈到这个观点,他说:“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之理想之世界主义”。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也有一句可以概括其一生活动的经典性文字,那就是: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而这些思想,无疑是毛泽东通向他的“第一桶金”的符合逻辑的铺垫。据说,《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北大教授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有文章介绍,说它 “魄力非常充足”。

注 释:

[1] 同上,第122页。

[2] 见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3] 此处比喻中国古代的小型农民造反。

[4] 在《中国“牛仔”》中,笔者用“小口袋”比喻小农经济的有限利润,用“大口袋”比喻官僚资本。其实,最大的口袋是国家的口袋。

[5] 《十三经》,中国古代《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三部经典的总称。

[6] 《老子》,相传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著作或言论集结。《庄子》,另名《南华经》,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1年)的哲学家、老子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庄周及其后学的文集汇编。

[7] 见毛泽东《七律 登庐山》,1959年7月1日作。这两句的意思是讥讽地探问;在大跃进的形势和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古代那种与世隔绝的小农经济,还有容身之地吗?

[8] 宝号,就是“贵店”的名称、商标。

[9] 参见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60—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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