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三）

陈小雅

谁是交接现场的证人？

此外，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在章本和李本之间，还有两个重要区别，那就是：

一、李本所述的转交过程，有蔡和森在场，而章本所述过程，没说有“证人”在场；

二、李本所说的“三万元”是从谭延闿处得到的，章本所说“两万元”是从社会各界募集到的总数。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哪一种说法又更正确呢？下面，让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蔡和森是毛泽东“金案”中的“在场者”吗？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蔡和森——这位毛泽东“金案”中的重要人物的基本情况。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祖籍在福建莆田，原姓林，自其九世祖过继给舅舅蔡氏后，改为双姓蔡林，迁居湖南。蔡家世代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但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这一代，因经营不善，家道中落。到1890年时，蔡父把铺面租给了别人，携全家到上海，投靠了妻子葛兰英（后改名葛健豪）的娘家聂氏，凭着聂氏在江南制造总局当总办的地位，蔡父在那里谋得了一个小职位。1895年，蔡和森出身在上海。四岁那年，举家又迁回永丰，因父亲不事生产，家庭生活日渐窘困。迫不得已，蔡和森十三岁就被送到他堂兄弟开的店铺中当学徒。而这家亲戚对他并不好，在当学徒和干杂役期间，少不了受到呵斥甚至打骂。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受母亲的影响，坚持学习，居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1913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改名蔡林彬，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读了两年后，他感到这里“课程太杂、太浅”，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又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就读。1917年夏毕业后，失业在家。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会在他家召开，他成了该会当然的骨干会员。是年夏天，毛、蔡二人从岳麓山下的蔡家出发，徒步游历了浏阳、湘阴等洞庭湖畔的几个县。此后，蔡和森成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骨干，并于同年6月25日率先到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事宜。后进入华法教育会设在保定的留法培训班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培训，他与母亲、爱人和妹妹在上海登船赴法。经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载：

“（民国）九年春蔡和森、蔡咸熙、向警予……到法”。[1]

民国九年，就是公历1920年。民国九年春，是1920年的1—3月。那么，蔡和森是何时从中国启程的呢？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从北京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说：

“我本打算自己回湖南的，实在是时间促了（二十五日放洋），不能分身……”[2]

查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从1919年3月起，至1920年12月止，运送过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客船、邮船和货船，共有十四艘，它们是：日本的因幡号、贺茂号、伊豫丸号、三岛丸号，法国的麦浪号、盎特莱蓬号、博尔多斯号、宝勒笳号、司芬克斯号、阿尔芒勃西号、高尔蒂埃号、智利号，美国的渥隆号，英国邮船勒苏斯号。其中，盎特莱蓬号曾往返于地中海和太平洋东岸的世界第五大港口上海共三次。第一次是1919年8月25日离沪，第二次是1919年12月25日离沪，第三次是1920年9月11日离沪。根据向警予给陶毅的信所述时间，蔡和森一行，就是乘第二次离沪的盎特莱蓬号启程的。客轮从上海赴法，载有留法勤工俭学生五十余人。该轮到达法国的时间正好是1920年1月28日。[3]

这就是说，蔡和森的离沪时间为1919年12月25日。如果毛泽东得金时间是1920年6月的话，蔡和森是不可能在场的。而李本所说蔡和森“在场”的场合，可能是另一时间里，另一笔资金的转交场合。也可能是章士钊对来人的记忆模糊，或其他因素造成的错记。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种可能性。

章士钊和毛泽东之间，是否存在两次资金交接？

这里，我们便要说到毛泽东第一次离京赴沪的时间——1919年3—4月，在这个时期，章士钊人在哪里？他又在做着什么？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章士钊这个人的生平履历有所交待：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当时若干个主张革命的小组织——湖南人黄兴发起的 “华兴会”的成员，曾但任《苏报》的主笔，是著名“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当《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主编章太炎被捕时，他因消息灵通得以逃脱。他曾留学日本、英国，学习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作有《论英国宪法》一文。所译日本宫崎寅长《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文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是早期宣传孙中山最得力的著作。以后，他创办了著名的《甲寅》杂志，成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舆论阵地。辛亥革命后，章士钊以湖南省议员的身份参加了国会，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北京农业学校校长。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建立起第二政府，但此后不久，这个政府又被南方桂系军阀岑春煊把持，孙中山因遭到排挤而去职，岑春煊当上了南方政府的总裁。1918年5月，岑向北京大学的章士钊等人发出邀请，要他们一起到南方政府任职。

那么，这个岑春煊又是怎样一流人物呢？此人大有来头。

岑春煊生于1861年，在光绪当政26年时，曾担任广西布政使，相当于现代的省长级别；“八国联军”战役中，他因护送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被老佛爷重用，提拔为陕西巡抚，镇守西北。以后又历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成为中国的“西南王”。期间，他多次镇压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他与陆荣廷联手打造了“桂系”军阀；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配合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参与梁启超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任抚军副长。1918年，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成功，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此后，他一手打造的桂系军阀，始终扮演着中国统一问题上举足轻重的实力派角色。

话说当日章士钊收到岑春煊的邀请，果然耐不住寂寞，离开北京南下担任起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成了中国第二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同年秋冬之际，因南北关系紧张，他再度东赴日本，请旅居日本的辛亥革命元老唐绍仪回国，以“南方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两个政府的和平会议，史称“南北和会”。1919年2月，章士钊也以“南方代表”的资格，与唐绍仪等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了“和会”。

这次“南北和会”从2月20日一直开到5月14日，前后开了将近三个月，正式会议不过八次。因为双方军阀都是在敷衍舆论，各怀不可告人之目的。尤其是北方政府，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雄厚，在谈判期间，一直不放下武器。所以，在“停战”与“开国会”等问题上，双方意见争持不下，矛盾无法解决，终致和谈破裂……

这就是说，当毛泽东1919年3月到沪之时，章士钊正好在上海。而既然两人都在上海，就不排除有可以见面的机会了。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参考，那就是在1919年，章、毛相识的“牵线人”——杨昌济——还健在，而不幸于1920年1月去世。坊间一直流传，毛泽东是拿着杨昌济的介绍信去见章士钊的。那么，解读这封“介绍信”的内容，就成了我们确定毛、章相见时间的关键了。

那么，这封“介绍信”，究竟是如何写的呢？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原件，因年代的久远，它很可能早已被销毁。流传于世的关于它的叙述，是章士钊1963年写的一篇追念与杨昌济友谊的简短的文章，题目叫《杨怀中别传》。这里，我们主要摘录他的文章中回忆1918年与杨分手后的情况。其中提到了毛、蔡的事，但仅只一句：

“逮世凯（‘火’字边加‘替’），南北统一，吾不乐与政也，入北京大学讲逻辑，始得趣君入京，同任讲席一年。逾年，即岁戊午（1918年），南北以护法又战，吾不得安于北，急驰入粤。越二年庚申（1920年），余赴上海议和未就，则适于是时闻君以暴病终于京师矣。凡君与吾相交始末，大略如此。……方叔章语余，君临终，彼在侧……时吾滞留上海，连得君两函，一谓彼已定五十年读书计划，一为吾称述二人学行。二人者，毛泽东与蔡和森也。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是以知君以极庄严之理学，运之于极宏远之政治。”[4]

用白话文翻译，这段文章的意思是：

自从袁世凯“驾崩”以后，国家实现了南北统一，我对参与政治已失去了兴趣，所以弃政从文，到北京大学讲授逻辑课。在此期间，我说服杨昌济放弃在湖南一师所担任的教职，到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一同担任讲师，共事一年。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南北因宪法争端又重开战事，我无法再过平静的教书生活，火速赶到了广东。过了两年，也就是1920年，我赴上海从事南北议和活动，还没有到位，就听说杨昌济在北京病故的消息。我与杨昌济的交往，大致就是这样。……方叔章告诉我，杨的弥留之际，他在身旁。……当时我在上海，我一连收到杨昌济的两封来信，一封说，他已经定了一个五十年的读书计划，另一封是向我称赞两个人的学问和品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他的信中说：“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两个青年人是国家的人才，前程远大，你如果不谈救国就算了，如果要救国必然要借重这两个青年人。”于是，我知道，杨昌济有一个以严谨的理学，运用于“宏远之政治”的抱负。

从这段行文中，我们知道自1918年章士钊离开北京后，直到1920年1月杨去世，两人没有再见过面。在一年多里，章只得到过杨的两封信，一封是讲述自己读书的庞大计划，一封是推介毛泽东、蔡和森的。但是，从文中，因为刊出的版本有省略号，我们看不出杨昌济为何突然对章士钊提到毛蔡二人。究竟是想请章为二人谋职？还是只为提请章在未来的政坛生涯中注意借重“二子”？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这篇1983年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末尾，编者有一个注释：“比件系未刊稿。这次刊印是根据一个抄件，未找到原文校对。”这就是说，1963年章士钊所写的《杨怀中别传》，在他生前（1973年以前）是一直没有面世的。但在刊出的章信版本中，确有一些地方的引文与此稍有出入。那就是在“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这句话与“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之间，还有一句，那就是“请兄务必尽其可能帮助”。[5]

那么，章士钊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了此文呢？经查，1963年既不是杨昌济的生辰大年，也不是他的忌日整数，而是毛泽东的七十周岁。在这前一年，毛泽东过六十九岁生日时，曾邀请黄炎培、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出席他的寿筵，并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孩子来参加。正是在这个寿筵上，毛泽东认识了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并邀请她给自己当英语老师。以后，便发生了章含之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场景：在一次英语学习之后的散步中，毛问她：你父亲是否向你提到过，当年他曾为留法勤工俭学筹款，并交给毛两万银圆一事？毛当时决定，每年春节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补助章士钊，以还当年的这个人情。据章含之回忆，她回家询问父亲后，父亲想起来，当年的确有这么一件事。因此，据笔者推测，正是这件事，引出了章士钊这篇对亡友杨昌济的纪念小文。

鉴于当事人生前没有发表过此文——也就是说，章本人并不能对刊出的文本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加之，此文的刊出没有与原件进行核对——也就是说，出版者不能对文章的真实性负全部的责任，我们不便猜测，章的文章，在他1973年去世后，是否经人改动或作了删节？我们也不便猜测，章写此文，是否心怀对毛的关照的感激之情——因为那笔钱，并非章本人的钱，他不过是替人转交罢了；抑或章对这件事怀有某种恐惧—— 在后面笔者将会证明，章转交的那笔巨款，并非“社会各界”的捐款，而是湖南军阀谭延闿给毛泽东的一笔政治“贿金”。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章写此文，与那笔贿金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做反方向的推导——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信中写下那些话，也是与钱有关系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那么，杨昌济的这两封信，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可以肯定，杨昌济写这两封信时，身体状况是不错的，不然，他不会订出一个宏伟的“五十年读书计划”。其中“连得两函”，说明前一封谈“五十年规划”的信，与后一封“取款介绍信”，相距时间不远。所以，这个时间，只能是1919年。（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蔡和森已于1919年12月25日放洋，而杨昌济则于1920年1月17日去世。）但问题是，章士钊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杨的这第二封信，是否由毛、蔡面交的。如果是毛、蔡面交的，则二人提款，应在1919年。但在那一年，毛泽东在沪时（1919年3—4月），蔡和森并不在上海，而是还在北京；而蔡和森到沪离沪期间，（1919年12月）毛泽东刚刚因“驱张运动”第二次进京，他人并没有出现在上海。这就是说，从1919年到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从来没有同时在上海出现过；而毛泽东和蔡和森同时在北京时，章士钊又从来没到过北京。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杨给章的信，不是毛章见面时递交的（杨写信时，身体还好，毛、蔡也都在北京），而是邮寄给章的。另一种可能是，杨当时把信交给了毛，毛一直怀揣此信，直到第二年（1920年）6月（杨此时已经过世）见到章时，才面交给他。而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毛泽东从章士钊处获得资金，只可能有一次。而这一次在场的“证人”就不是蔡和森，而是另有其人了。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jt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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