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四）

陈小雅

徐铸成回忆带来的“麻烦”

通过顺藤摸瓜地寻找，有利于笔者这种推测的证据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了。

按照章含之的回忆，当年，养父转交那笔款项是“全部交给了毛主席”的。从字面上看，似乎只出现了毛泽东一人。但是，此话的重音，似乎应该落在“全部”之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后面我们还将继续谈到，按照龙伯坚的回忆，这笔钱是三万大洋，而在毛泽东1963年与章含之重提此事时，反复出现的只剩“两万”。因此，在章含之的心里，不能排除为养父摘清后患的可能。而章此处所说的“毛主席”，并不排除有他人在场。笔者认为，以毛泽东的初出茅庐，在见这样一位“大人物”，进行这样一件重大活动时，不排除有接伴壮胆的可能性；而以章士钊的老成世故，他不可能将别人托交的、这样大的一笔钱，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与毛泽东 “私相授受”。所以，笔者相信，当时，肯定还有旁人在场。但是，从章士钊本人的上述回忆中，我们已不能使事情有进一步的进展，于是，笔者只好再寻求旁证。

幸好，章士钊并非只同养女一人，在那么晚的时间——1963年的章已经年届八十三岁高龄——谈到这件事。而是在此之前的1949年，他还同其他人谈到过此事。请看著名报人徐铸成在《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一文中写道：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1]（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着，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以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忽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着说：“一九一八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回事。”

章行严对云彬详谈这一件往事说：一九一八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昌济，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那时在北大任教）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2]

徐铸成的这段回忆十分珍贵，因为，它为我们澄清了几个问题：

第一，章士钊移交那笔巨额“应酬”时，有“证人”在场。

第二，章士钊并不能确定，到访的“两个青年”中，“另一位”就是蔡和森。他只是“听说”而已。

第三，说杨昌济的信，是二人面交的。

但是，徐铸成这段堪称珍贵的回忆，也给我们留下了三点麻烦，从而似乎把一些本来清楚的事情，搞得更乱了：

其一，在章、毛交接的时间上，除了以上所说1920年、1919年两个时间外，又出现了第三个时间：1918年。

其二，此款原主，到底是谭延闿，还是赵恒惕？

其三，如果毛泽东是拿着杨的介绍信，在他逝世五个月之后面见章的，那么，与章的《别传》中所说的“连得二函”就不能吻合了。

不过，到此为止，笔者认为，这些麻烦已经不是我们重构此事原貌的障碍了。

首先，到1949年时，章士钊已经年近“古稀”，对于年代的记忆不一定准确。从毛的履历看，1918年并没有到沪的记载，章自己也没有在上海，湖南当时还是张敬尧主政，所谓“联省自治”，是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上述关于年代的记忆，肯定是错误的。

其次，1920年谭延闿主政湖南时，赵恒惕是他属下的湘军总指挥。二人当时既然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很可能被当时人混淆记忆。不过，有道是：兵学自古势同水火，作为一个军头，赵恒惕对几个学子没必要展示“政客”手腕，这是他的角色所决定的；而且笔者在后面还将证明，此后，毛泽东与之过从甚密的是谭延闿，而赵在赶走谭延闿后，便对毛发出了“通缉令”。这种“武人”作风，与收买手段，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因此，“徐本”所说的“金主”是赵恒惕，也是一种误记。

第三点，“徐本”说，毛泽东是拿着杨昌济给章士钊的介绍信面见章士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章士钊在回忆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接连收到的“第二函”，是由毛泽东面交的。毛见章时，很可能递交的是杨的另一封比较简单的介绍信。虽然，在1920年6月，杨已经去世五个月，但毛很可能在杨去世前，就取得了他的手迹，并一直怀揣，直到1920年6月以后，才面交章士钊。只不过，这时，与毛泽东一同前往章宅的，已经不是杨健康时信中所写的人，而是另外一个人了。

章士钊的“嗜痂癖”

或者，在章、毛之间还有过其他交往，只是在章士钊这样一个“大忙人”那里，这个“无名学子”的事情，早被他置诸脑后罢了。

那么，当年的章士钊，除了忙于“南北议和”这件举世瞩目的“国家大事”外，还有什么更上心的事呢？多得很！

其中一件，也与钱有关。那就是1919年12月18日，广州护法军政府曾委托他与汪精卫筹建一所西南大学。这项任务，由广州军政府政务院决议，曾获得拨款一百万元。此后，章士钊四处网罗人才，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北大同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名声大噪的陈独秀。

关于西南大学经费，广州军政府原计划利用广东海关余款来办学。后来，军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军方拟将这部分海关余款，挪为军费，国会方面不同意。因各种矛盾深化，财政部长伍廷芳[3]于1920年3月29日携巨款离粤出走，表示与岑春煊、陆荣廷等人决裂……军政府连开会的钱也没有了，于是，办学之事，也只好烟消云散。

此事刚刚发生在章、毛交接之前，其刺激性和心理余波，难免使章久久不能平静。

事实证明，在章那里，还有比他为人转交一笔“贿款”——这种事，他一生可能做过多次——来得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追逐过气的“政治明星”康有为的“墨宝”。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人称 “南海先生”。光绪皇帝执政期间，他因率领乘坐公车进京科举考试的学子向皇帝建言改革（史称“公车上书”），震动全国。后被光绪皇帝重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但是，这场改革没有得到拥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下流产。因袁世凯的告密，著名的“维新六君子”被砍头。康有为在太后主持的“政变”中，因头一天得到消息，得以逃脱。据他的后人康同璧说，这次逃亡，还颇经历了一番惊险。因情节精彩，笔者且录于此，与爱史的微友分享：

1898年8月，初六清晨，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康有为是首犯。因在这之前，光绪帝催他迅速离京，他得以在这一天的上午离开天津。本来他打算乘坐招商局的海晏轮去上海，临时改主意，又换乘了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当时，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派飞鹰号兵舰追捕。飞鹰号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要快一倍。就在眼看要追上的时候，飞鹰号突然煤不够了，兵舰只好折回天津。荣禄于是给重庆号必经的烟台和上海发出密电：“截获重庆号，密拿康有为”。……这边的重庆号如期到达烟台，康有为还下船买了水果。烟台道的负责人也及时收到了荣禄的电报。只是，他因急于外出办事，当时没有来得及拆看，把电报塞进了衣袋里。等到他拆开电报看清内容，才立即转回烟台。可这时，重庆号已经开走了。

荣禄的下一道闸门，设在上海的港口。在重庆号到达那里之前，那里早已岗哨密布，上海道亲自坐镇吴淞口，命令凡是天津来的船只，都要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有闻讯到口岸接康有为的，但看到这种架势，均认为康有为这一回死定了，于是痛哭而返。可就在这时，重庆号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领事馆官员，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了康有为，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康有为看。促使康与他一道，离开重庆号，登上了一艘英国兵舰。他们这边刚上兵舰，那边，上海道的缉捕船，已经靠上了重庆号。

此时的康有为虽已脱险，但自己已经方寸大乱。他误信皇上已死的讯息，说自己也不想活了。所以，他写下了一首吊亡先帝的诗，一封给家人朋友的信后，就打算与世诀别了。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告诉他，“皇帝已崩”的事，尚未经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这样，康有为终于留下了自己一条命，被两艘英国兵舰护送到香港。[4]

现在，我们很难肯定，英国人拿给康有为看的那份电报，是不是伪造的，目的是要使康有为死心塌地跟他们走。但他们没想到，康却把自己的政治期望和生命，完全托付给了皇帝一个人。也不知什么原因，康有为当时，并没有信任他的“救命恩人”，而是选择了避难于“同文同种”的日本。不久，他便从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转往日本。

当时，孙中山及麾下的革命党领袖诸人也恰好在日本，大家合计着要前往看望这位政治明星，由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前往传话。但被康有为拒绝。孙中山仍不气馁，甚至还安排了正式的会谈，想与康商讨政治上的合作大计。康有为仍是坚决不到会。在康的眼里没有这些人，他们被视成“乱臣贼子”。他也不看好革命，他认为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民不聊生。他念念不忘皇恩，日日思念被太后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并力谋“起兵勤王”。

以后，大概是在精明的日本人那里没有获得支持，他又转而游说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属英联邦，在国际政治上唯英国的马首是瞻，大概是万不得已，康有为只好又转而求助他的“救命恩人”——英国政府。他试图说服英国出面干预中国政治，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要他们不要支持与俄国人合作的慈禧太后。英国人虽然一贯不喜欢俄国人，但也并不看好光绪皇帝的政治前途，他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需要谋求。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保护康有为。因为此时，他们又有了更重要的敌人要对付，那就是义和团，而慈禧太后正是这些“匪徒”的总后台。

在英国人的鼓励下，康有为在国内组织起“保皇会”，在南方各地都联络了“勤王义勇队”。1900年6月20日，“八国联军”之役兴起时，他传话给“各埠保皇会”，要他们趁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便救出皇上。他们期待，事成之后，中国实行西方法律，与外国订立条约。

事情的结果已如历史所载，康有为并没有成功。于是他又转向理论建设，写出了著名的“大同书”。但他和革命党从不同方向制造的“压力”，终于迫使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当康有为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大喜过望”！于是将“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保皇党亦摇身一变为国民宪政党，大造“宪政”舆论。不过，清朝政府并无真正立宪的诚意，而是虚晃一枪，用“立宪”的姿态平息革命的怒潮。太后的意思是，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只要保得一天稳定，就过一天算数。后来，康有为也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单纯，不久，又按照朝廷的口气，将“国民宪政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就在这一退再退之中，光绪皇帝突然驾崩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如丧考妣。更令他生气的还不是被他视为乱臣贼子的革命党居然成功地推翻了自己决死效忠的大清帝国，而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居然落到了出卖戊戌志士的叛徒——袁世凯——之手！尚余血性的康梁余党就此发誓，要推翻袁世凯，“以报先皇之仇”！

此后，便发生了梁启超、蔡锷在西南再举义旗，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战役。

袁世凯死了以后，旧志不改的康有为参加了张勋的“清帝复辟”活动，拥立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仅三岁的溥仪——重登紫禁城金銮殿。但这件事情也没有搞成，而是以“一场闹剧”被载入了史册。

国家的四分五裂不幸被康有为等言中。世道虽然不如人意，但历史大势已定，无法倒退。不过，退下来的康有为，仍过着衣食无忧，受人追捧的生活。有时，还能赞助一些有前途的文化青年，使他所居住的哈同花园，成为一个有磁力的地方……

据康有为的二女儿康同璧回忆，他父亲救济过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画家——徐悲鸿。不过，当时的徐悲鸿与毛泽东的状况不相上下，在家乡只是一个教书匠，到了上海，穷得连饭也吃不上。幸得他遇见了“哈同花园主管”，他的食宿被包了下来。以后，徐悲鸿想去法国深造，康有为还为他弄了个官费留学名额。徐悲鸿成名以后，对康家的这一段恩情永志不忘！[5]

在康有为的众多追捧者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故事中的重要人物——有“嗜痂癖”的前革命党人——章士钊。请看《章士钊传》的作者白吉庵对其行状的综述：

是年（1920）章以南方代表身份常住上海。和议破裂后，他们在上海与各方进行联系，寻求和平解决国事途径。

据章士钊回忆说：“民国八年（1919），吾寓新闸路岑（春煊）宅，南海寓辛家花园，踪迹最密。”又说：“南海每对人云，行严于吾书有嗜痂癖。”由此可见，章与康这期间交往较多。章士钊十分欣赏康有为的书法，且引为楷模。

李根源在《雪生年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与章士钊同访康有为的事迹。略谓：

“庚申（1920）年终偕丁佛言、章行严、徐佛素、汤斐予、杨永泰访康南海于辛家花园，南海正为人写对，遂出联幅见赠。越日招宴于哈同花园。”[6]

另外，与章士钊和杨昌济同为北大旧友的梁漱溟，对于章的“业余爱好”，也有所披露。他说章士钊“细行不检”，用一句风雅的话说，就是“不拘小节”。“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他很难“束身自好”，几乎无所不为。而且，他每月花费昂贵，都是由当时执政的人供给。岑春煊之后，是段琪瑞；段琪瑞之后是蒋介石、宋哲元，蒋介石以后是毛泽东……[7]

这些，当然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不过，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想象，要这样一位“无事忙”的花花公子，确切地记得七十年前，曾有两位形容窘迫的青年前来募捐的事迹，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好在，我们已经通过那些由他衍生出来的、“出尔反尔”的记忆，证实了毛泽东“得金”的时间，并证明，当时是有“证人”在场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剩下的问题便是，这个“证人”是谁？他在哪里？他留下了什么文字？即“新闻”要求的“五要素”——who，where，when，how，why？的问题了。

不幸的是，当笔者循着这个思路寻找证人时，更大、更惊人的问题出现了！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k9o.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