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 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 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 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 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 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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