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生年不满三十五，但真正作为诗人存在也就十来年时间。且听诗人夫子自道“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nilton！（汉密尔顿，）”。这是1931年8月，诗人去世前几个月，为自己的新诗《猛虎集》作序时说的话。查诗人年谱，1920年10月，诗人虚年二十四，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于是开始迷上了小萝莉林徽因，同时也迷上了卿卿我我的诗（1921年开始写诗）。从此，诗与女人便形塑了徐志摩，这个形象一直流传到今天。
然而，诚如诗人言，在他二十四岁以前，他对政治（民约论）的兴趣远甚于对诗的兴趣。在诗与女人之外，如果我们要为徐志摩描绘一幅思想肖像（没有这幅肖像，诗人的形象岂能完整），则无法忽略他从1920年开始的言论表现，这些言论大抵围绕对苏俄的态度而展开。尤其是1920年，它是诗人结交小萝莉的开始，也是诗人对苏俄批判的初始（它跳跃性地持续了六七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华章）。回首百年，苏俄问题乃是有关吾族国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徐志摩海外问难苏俄的同时，1920年也正是国内《新青年》大力倾销苏俄制度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期。这一年徐志摩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罗素游俄记书后》，另一篇是《评韦尔斯之游俄记》。两文1921年同时发在梁启超研究系主办的《改造》杂志上。如果和《新青年》的文字对读，可以发现，当苏俄势力开始渗透并影响中国时，中国知识界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1920年，刚从美国辗转伦敦的徐志摩并没有去过苏俄，他对苏俄的看法基本上是受到罗素包括韦尔斯的影响。对于罗素的崇拜，诗人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得够清楚：“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出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很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飘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只是徐志摩到伦敦时并没有遇上罗素，罗素应国内梁启超“讲学社”的邀请到古老的中国来讲学了。从美国到英国，徐志摩未见其人读其文，于是就有了这篇有关罗素与苏俄的文字。奇怪的是，如此仰慕罗素的徐志摩，并非唯罗素马首是瞻，一味恭维，而是对他的游俄记亦赞亦弹。
罗素对苏俄的观感，在游俄之前和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值翻转。从对苏俄的认同到对它的批评，徐志摩的行文正是从其变化入手。它涉及罗素两篇文章，除归来之后的游俄记，还有去苏联之前几近讴歌苏俄的《民主与革命》。好在与志摩文字同时，国内的《新青年》因罗素来华，也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罗素。《新青年》1920年10月1日第二号开篇就是为罗素编的一个专辑，其中正有沈雁冰（茅盾）翻译罗素的《游俄之感想》，也有张崧年（张申府）翻译游俄之前的《民主与革命》（分两期连载在《新青年》的罗素专辑中）。如果我们一边读《新青年》上的罗素原文，一边读《改造》中的徐志摩对罗素的评论，不但可以看清一度歧路的罗素歧在哪里，更可以看清这个时年二十三却方向感和立场都很明确的徐志摩。
1920年代的罗素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各个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自我管理生产，实行行业自治。这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不满而主张改良的一种社会主义形态。赴俄之前，罗素在《民主与革命》中声称“我便是以战争之结果已从自由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他不掩饰自己对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好感，特别是他失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和平希望的落空，便转而把它们寄托在新兴的俄罗斯身上。他是这样评价俄国人“我但能以为布尔什维克派人现在正在做的，对于世界的将来，简直比雅谷班派人（雅各宾）在法国成就过的重要更大，因为他们的行动规模更大，他们的学说更基本的新。我相信通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扶持他，并和他协同动作。”
罗素是1920年5月11日入境俄罗斯的，6月16日离开。一个多月的时间使他能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脚踏实地考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似入境前对俄罗斯的评论只是从观念到观念。 比如他在《民主与革命》中还这样表态“无产阶级专政原是自认的一个过渡的情形，一个战时的方略，但当旧有产阶级仍在奋力鼓动反革命时，是有正当的理由。”可是入俄之后，罗素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吊诡，无产阶级专政固然是专政，但无产阶级有时跟字面的意思却没有关系。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那部分人（即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比如列宁本不是无产阶级，但他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见”。至于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亦即靠工资生活但“意见却不对”的人，不但被摒在无产阶级之外，而且还是有产阶级的跟随。
在俄罗斯，罗素是见过列宁的。两人用英语讲谈，列宁不但英语好，而且爱笑。“他笑得很多，起初我尚觉得他的笑是出于好客和娱客的意思。但是渐渐儿我觉得他是狞笑。他是专断的，镇静的……，我知道他蔑视许多人，他是个知识上的贵族。”谈到专政问题时，列宁直率得惊人：“他说明农人中间富者和贫者的分界，政府鼓吹贫者去反抗富者，指导暴烈行动，他说来很似津津有味的。他竟至说，加于农人方面的‘迪克推多’（即专政）或者要继续很久，因为农人们都求自由交易（按自由交易是指不由官买官卖）。”这样的专政已经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而是针对广大的农民了。就专政的集权性，罗素有了这样的批评：“我对于共产主义是信仰的，但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的共产主义”。他惧怕战争的继续，因为战争是继续“迪克推多”的最好的理由，于是“那些统治者便迟早终必要用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当时征兆已经出来了。
“一临事实而幻想破，一即尘缘而香火坠”，这是徐志摩对罗素游俄的讥弹，还带着一些调侃。徐志摩无疑认同罗素的价值翻转，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对苏俄的否定的态度。从篇幅中可以看到，徐志摩对自己敬爱的大哲学家抱持的态度是“吾爱之慕之不如吾异之疑之”。有人说罗素爱苏俄不过一时意兴，并非真诚的信仰，徐志摩反诘：罗氏如果在其他方面举世无出其右，“如何发言经世，一任情感，与庸众齐辙哉”。当罗素扬俄抑资，批评资本主义控制教育新闻和文艺，以支配普通人民之意识。徐志摩如同发难：“吾亦愿问罗氏彼资本家何以能控制教育与言论乃至影戏事业”。观念人常为观念所误，面临现实，罗素终于嗅到了俄罗斯的血腥。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垄断，俄罗斯的专政则是权力垄断。一个多月的行旅终于让罗素不再相信革命与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专政可以导致社会进化，罗素适时地转身了，徐志摩对此评论：“及著《民治与革命》而罗素遍体腥红。然后入红邦观红光，大失望，脱尽红气，复归于白，大白而特白。一度轮回，功德圆满。”是之为赞。
《新青年》虽然为罗素编过专辑，但对罗素的转身却未必以为然。比如发过游俄记之后，又发过两次从苏俄翻译过来的对罗素的批评，这是否可以委婉地看作刊物对罗素的态度。说到底，对罗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苏俄的态度，在言论上乳莺初啼的徐志摩和《新青年》自始就是两样。《新青年》对苏俄的引进与徐志摩对苏俄的批评庶几同步。其时，《新青年》已经大红大紫，对当时年轻人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徐志摩和《新青年》无缘，也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其时还不认识胡适）。正是在批评罗素游记的结尾，身在伦敦的徐志摩对国内隔空喊话：“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因人红而我姑红，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这是批评国内新青年对苏俄的盲目追随。然而，“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诗人的声音被辜负了，它是微弱的，也是徒劳的。它不曾发生过任何现实意义，正如今天我们审视它，却无法否认它于20世纪思想史的意义。悲催的是，思想设若不能影响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我们只能说“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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