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可能是21世纪中国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浮出水面,既有的利益格局平衡被打破,原本沉寂良久的思想界、舆论界、工商界重新活跃。中国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然而,思想界不再有统一的声音,甚至,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那个思想界已荡然无存,断裂成左中右、激进保守中道等若干断层。这个思想界的断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早早将启蒙和改革阵营撕裂,撕裂的不仅是价值观,还有利益背景和知识结构。从此,左右两大阵营不再有共同的未来,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论战的结果,让彼此视为陌人,乃至仇敌,连围坐在同一个桌面,都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

  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局势的日益复杂和利益格局的细化,思想界的分化加剧,分子分裂为原子,原子似乎又无限可分。自由派也好,左派也好,新儒家也好,其内部都在激烈地震荡改组,一个个互相对立的小山头清晰可见。在自由主义内部,围绕着对资本和市场的看法, 分为市场自由主义和反资本的左翼自由主义;而在不同的改革策略上,民间维权派和顶层设计派又在分道扬镳。左派阵营之中,背靠国际反资同盟的学院新左派的风头,逐渐被民间的新毛派取代,而毛派内部又上演着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相互残杀。新儒家历经二十年的修炼,终于突破反传统主义的重围,在三分格局中站稳脚跟。但在其内部也有政治儒学和社会儒学的温和分歧:儒家究竟向上突破,重新变身为安邦兴国的新国教,还是立足社会,成为凝聚人心和建构秩序的公民宗教?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与周边国家摩擦的加剧,又刺激起一股民族主义的狂潮。在一个信仰缺失、情感无所依归的时代里,不少人从民族那里寻求认同的归属,将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视为新的膜拜偶像。民族主义裹挟了众多不同思潮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它逐渐从学院走向社会、从舆论走向街头,短短八年时间上演了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保卫奥运火炬接力传递、保钓砸车游行等多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爱国运动。

  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分化组合,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话语争霸战,对垒的阵线不再像过去那般敌我分明,常常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1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与以往相比较,它的表现舞台和驰骋空间从平面媒体转移到网络,社会思潮也从少数精英的观念思维,直接呈现为众多民众的情绪表达。特别是微博这一新媒体出现之后,思潮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社会性,它改变了传统的精英动员民众的舆论模式,民众直接走向前台,拥有自发性的表达空间。中国式的微博,是一个虚拟的广场,但它比广场更具有民粹性和直观性。社会思潮的知识性生产活动不再决定其流通形式,反过来被流通形式所左右,思想界的各路领袖小心翼翼地观察和揣摩网络的民意动向,不断微调自己的话语策略。

  表面看起来,似乎民意汹涌浩荡,不可阻挡。但浩荡的民意又是破碎的、分裂的,甚至比思想界本身还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因而这种碎片化的民意也更容易被操纵。无论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争论,思想的主角还是那些传统的知识精英,那些在学院内外高谈阔论的书生们。然而,近年来媒体、博客与微博令人瞠目的发展,诞生了社会思潮新的制造者和超盘手。这些媒体精英和网络意见领袖,是这个时代的体制溢出者,很有一点传统游士的风格。他们不像学院精英那般书生气,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质感。他们深谙如何运动民意,如何制造潮流,如何形成舆论,如何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诉诸于行动。今日之微博大战,只是未来街头政治的路演而已。可以想象,在下一轮登场的大戏之中,被边缘化的一定是传统的学院精英,而站在舞台中央的,将是这批出身三教九流的体制边缘人。

  当往上发展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表达的大门继续紧闭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纷纷眼光往下,注重底层群众势之积累。社会思潮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性生产,而蜕变为动员式的社会性传播。媒体和网络本来就有自己的商业逻辑,理性的声音往往被忽视,而左右两端的偏激之论最能吸引眼球。于是,那些注重动员的社会思潮以各种出挑的方式吸引民众,从开骂、约架到公开炫耀打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争夺山寨的老大位置,或将自己扮成造时势的英雄好汉。

  分裂的社会思潮看起来互相冲突,力量分散,但批判的武器一旦与武器的批判结盟,将会是一场谁也不希望看到的战国大乱。当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便是山雨欲来的不祥预兆。如果要避免动乱与革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化体制。这个体制不仅可以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且也可以规范各种被释放的社会力量。

  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宪政体制之建立,其前提乃是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和解,就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和方向性目标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八十年代是一个有改革共识的时代,这个共识在九十年代逐渐破裂,到了今天已经发展到思想断裂、社会断裂的畸形状态。社会思潮的分化,本是正常现象,只要有不同的价值梦想和社会利益,便有对立的观念和路线。然而,分化便不意味着缺乏共识。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社会,有分歧,也有共识,有抗衡,也有和解。极端的声音被边缘化,而左右相互靠拢的中道,才是舆论的主流。

  从九十年代走到今天,社会思潮的大分化、大对抗已基本定型,左中右分化的大格局蔚然成型。如果中国的改革要有未来,接下去的十年希望,乃在于厘清分歧的基础上,各方寻找改革的共识。即便这个共识很薄,也是新体制的精神支撑所在。

  让我们重新回到圆桌吧!在这个圆桌上,没有左中右的对抗,没有朝野内外的区别,唯有寻求共识的真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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