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前文所述吴敬琏的忧虑是害怕亡党，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钟南山对环境生态的忧虑是超阶层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忧虑。本文将分析另一种忧虑，即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再发酵为暴力革命的忧虑，这种忧虑以导演冯小刚的发言为代表。
*中产阶级的怕与盼*
在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冯小刚建议当局在电影题材审查方面，应该具有战略眼光，希望可以“拍文化大革命这种题材”，“用来反省”。以下是他的一段原话：“如果不让现在年轻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红卫兵的暴动带来的灾难，再发生暴乱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大家会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
其实冯小刚想谈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两会”这种政治T台上不适合表达，但他在别处表达了。时尚传媒曾发表一篇对冯小刚的采访“人生能有几个18年”，值得一读。冯小刚说，拍《一九四二》这部影片，让他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其中，他特别提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根据采访，在影片中设计了一个地主家在饥民劫掠下灰飞烟灭的细节。以下是冯小刚的感悟：“其实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从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找到答案。这是我拍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原因，也是《温故1942》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对历史的想象。过去我们会把一些苦难、民不聊生的情况归咎于制度或政党。但实际上你看完小说或者电影《一九四二》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民族性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上述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灾难时期、或者王朝末丧乱之际，都会反复出现。唐末农民起义，诗人韦庄写的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几乎是所有王朝更替的写照。 地主被集体消灭是1950年代中共的土地改革（包括此前中共在解放区的改革）中的经典场景。大概是采访中的故事再现了这些史料中的场景，2011年9月11日，冯小刚在网易微博上发表了一段微博：“人们天真地认为，杀了村里的地主， 农民就过上好日子了。经过土改的实践，地主的人头嘁哧咔嚓地落地，农民摆脱穷困了吗？还是邓大人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现在，杀地主的逻辑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留给你们的中秋节已经不多了。我真不厚道，大过节的吓唬有钱人。您吉祥！”
冯小刚在这里说的“地主”，当然不是指1949年前的地主，而是指改革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富起来的人们。他这种担忧是不是凭空虚拟？当然不是，仇恨富人与成功人士的情绪弥漫在中国上空各个角落，任何不麻木的人都能感知到。这是吴敬琏说出“我们是体制内的不想革命”这句话的大背景。何谓“革命”？毛泽东早就说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民族性与民族记忆*
吴敬琏与钟南山的劝谕有明确的对象，即中国政府。但冯小刚是对民族性的反省，因此，他的劝谕几乎是面对所有人。
我本人的“幸运”与痛苦，在于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民族性”。1968年我亲眼见过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杀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尸体。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期这种集体屠杀不止发生于邵阳县一处，在广西、湖南道县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均有发生——这不同于冯小刚印象深刻的饥民暴乱，因为饥民暴乱是中国历朝历代长盛不衰的故事，人吃人的现象史书不绝。这是非战争时期一部分自认为政治地位优越的国人为彰显自身优越性，而对另一部分政治贱民的肆意屠杀。
由于沿资江漂下的死者遗体表明，他们在死前都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使我从此非常在意当地贫下中农们使用的酷刑是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才从参加过调查邵阳县屠杀的乡贤陆芒的《老虎坪纪事》里得知，1950年冬天，邵阳县郦家坪在土地改革之时，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残杀。以后随着“文革”（尤其是广西吃人的那段丑恶历史）、土改的许多史料相继被挖掘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数次农民运动的各种史料，我很清楚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什么。
其实，“杀地主的逻辑深入人心”并非近年才产生，第一，它有历史沉淀。且不说历代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就说半个世纪前山东临城抱犊崮一帮土匪传唱的歌谣。这帮土匪凭藉险要地形，作恶多端，甚至劫持火车上的中外旅客。这些土匪自编一首诗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叶剑英女儿记有一事：“文革”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散场后满地金条，据说是红卫兵抄家时抢来的。由此可见，“抢掠文化”从未绝迹，只要一有机会，这一潜藏在国人心中的魔鬼就有可能诱发出来。第二，它有中共建政以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与现在还未放弃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论”做为理论基础；第三，它有现实诱因，因为中共权贵集团及官僚们（小至村长）疯狂聚敛早已到了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小至抢夺土地房屋宅基地，大至毁坏生态环境。“上等人们该我钱”，是权贵掠夺民财这一事实导出的自然结论，早已深入人心。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底层已经能够用马克思理论及毛思想等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得更精致。
在一个社会上升管道畅通的社会，底层会想方设法上进，让自己能够跻身为上中层社会的一员，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叶；但当社会上升管道严重阻塞，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成为社会身份的符号，一个参军指标都要被掌权者拿来卖钱的社会，生活于绝望之中的底层失去了期盼，剩下的就只有仇恨。“屌丝”一词代表了沉淀于社会底层的受教育者的自怜、自伤及对社会的严重不满与仇恨。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其实，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茉莉花革命”转型，哪怕是付出利比亚那种短期内战的代价，都可能是未来中国最好的结局。
1949年政权鼎革时，虽然满是战争创伤，但中国这块国土上，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目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与笼罩中国上空的雾霾提醒国人，我们其实已失去了家园，这家园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物质意义上的。恐怕不少人都在心中暗问：王力雄 《黄祸》一书的结局，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宿命？
前文所述吴敬琏的忧虑是害怕亡党，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钟南山对环境生态的忧虑是超阶层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忧虑。本文将分析另一种忧虑，即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再发酵为暴力革命的忧虑，这种忧虑以导演冯小刚的发言为代表。
*中产阶级的怕与盼*
在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冯小刚建议当局在电影题材审查方面，应该具有战略眼光，希望可以“拍文化大革命这种题材”，“用来反省”。以下是他的一段原话：“如果不让现在年轻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红卫兵的暴动带来的灾难，再发生暴乱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大家会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
其实冯小刚想谈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两会”这种政治T台上不适合表达，但他在别处表达了。时尚传媒曾发表一篇对冯小刚的采访“人生能有几个18年”，值得一读。冯小刚说，拍《一九四二》这部影片，让他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其中，他特别提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根据采访，在影片中设计了一个地主家在饥民劫掠下灰飞烟灭的细节。以下是冯小刚的感悟：“其实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从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找到答案。这是我拍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原因，也是《温故1942》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对历史的想象。过去我们会把一些苦难、民不聊生的情况归咎于制度或政党。但实际上你看完小说或者电影《一九四二》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民族性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上述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灾难时期、或者王朝末丧乱之际，都会反复出现。唐末农民起义，诗人韦庄写的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几乎是所有王朝更替的写照。 地主被集体消灭是1950年代中共的土地改革（包括此前中共在解放区的改革）中的经典场景。大概是采访中的故事再现了这些史料中的场景，2011年9月11日，冯小刚在网易微博上发表了一段微博：“人们天真地认为，杀了村里的地主， 农民就过上好日子了。经过土改的实践，地主的人头嘁哧咔嚓地落地，农民摆脱穷困了吗？还是邓大人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现在，杀地主的逻辑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留给你们的中秋节已经不多了。我真不厚道，大过节的吓唬有钱人。您吉祥！”
冯小刚在这里说的“地主”，当然不是指1949年前的地主，而是指改革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富起来的人们。他这种担忧是不是凭空虚拟？当然不是，仇恨富人与成功人士的情绪弥漫在中国上空各个角落，任何不麻木的人都能感知到。这是吴敬琏说出“我们是体制内的不想革命”这句话的大背景。何谓“革命”？毛泽东早就说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民族性与民族记忆*
吴敬琏与钟南山的劝谕有明确的对象，即中国政府。但冯小刚是对民族性的反省，因此，他的劝谕几乎是面对所有人。
我本人的“幸运”与痛苦，在于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民族性”。1968年我亲眼见过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杀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尸体。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期这种集体屠杀不止发生于邵阳县一处，在广西、湖南道县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均有发生——这不同于冯小刚印象深刻的饥民暴乱，因为饥民暴乱是中国历朝历代长盛不衰的故事，人吃人的现象史书不绝。这是非战争时期一部分自认为政治地位优越的国人为彰显自身优越性，而对另一部分政治贱民的肆意屠杀。
由于沿资江漂下的死者遗体表明，他们在死前都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使我从此非常在意当地贫下中农们使用的酷刑是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才从参加过调查邵阳县屠杀的乡贤陆芒的《老虎坪纪事》里得知，1950年冬天，邵阳县郦家坪在土地改革之时，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残杀。以后随着“文革”（尤其是广西吃人的那段丑恶历史）、土改的许多史料相继被挖掘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数次农民运动的各种史料，我很清楚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什么。
其实，“杀地主的逻辑深入人心”并非近年才产生，第一，它有历史沉淀。且不说历代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就说半个世纪前山东临城抱犊崮一帮土匪传唱的歌谣。这帮土匪凭藉险要地形，作恶多端，甚至劫持火车上的中外旅客。这些土匪自编一首诗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叶剑英女儿记有一事：“文革”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散场后满地金条，据说是红卫兵抄家时抢来的。由此可见，“抢掠文化”从未绝迹，只要一有机会，这一潜藏在国人心中的魔鬼就有可能诱发出来。第二，它有中共建政以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与现在还未放弃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论”做为理论基础；第三，它有现实诱因，因为中共权贵集团及官僚们（小至村长）疯狂聚敛早已到了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小至抢夺土地房屋宅基地，大至毁坏生态环境。“上等人们该我钱”，是权贵掠夺民财这一事实导出的自然结论，早已深入人心。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底层已经能够用马克思理论及毛思想等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得更精致。
在一个社会上升管道畅通的社会，底层会想方设法上进，让自己能够跻身为上中层社会的一员，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叶；但当社会上升管道严重阻塞，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成为社会身份的符号，一个参军指标都要被掌权者拿来卖钱的社会，生活于绝望之中的底层失去了期盼，剩下的就只有仇恨。“屌丝”一词代表了沉淀于社会底层的受教育者的自怜、自伤及对社会的严重不满与仇恨。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其实，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茉莉花革命”转型，哪怕是付出利比亚那种短期内战的代价，都可能是未来中国最好的结局。
1949年政权鼎革时，虽然满是战争创伤，但中国这块国土上，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目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与笼罩中国上空的雾霾提醒国人，我们其实已失去了家园，这家园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物质意义上的。恐怕不少人都在心中暗问：王力雄 《黄祸》一书的结局，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宿命？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网站: “两会”观察：“文革”及“杀地主”的隐忧(2)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