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梅堂主
南周事件的公共傳播,遂呈現微博在前,微信在後的「博前信後」局面,微博的媒體性質和微信的社交工具性質,得到有機統一。
2010年 3月 7日,時值兩會。時任湖北省長的李鴻忠在接受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採訪時,因不滿對方提問鄧玉嬌案,拒絕回答採訪並伸手搶過其手中錄音筆奪席而去。此舉令公眾譁然,媒體人形成自發關注高潮。連署抗議信,要求李鴻忠道歉並去職的媒體人在短短 48小時內,竟有上千人之多。
此事,被稱為「鴻忠搶筆」。“鴻忠搶筆」由此和「正龍拍虎」、「秋雨含淚」等膾炙人口的人造成語一樣,成為發端於網路,口耳相傳於線民,約定俗成於公共傳播的標的型公共話語。
近三年以後的 2013年 1月初,時值新年。3日,因新年獻詞修改引發了南方周末編輯記者集體抗議事件,隨後又因輿論管制當局強令轉發環球時報評論而引發新京報事件,事件持續了一周左右時間,至今塵埃仍未落定。
從鴻忠搶筆事件到南周事件,時間維度橫跨近三年,其最大共性包括以下幾點:都是媒體人的集體抗議,都由偶然性的突發事件引發,都是以微博為主要傳播平台。但這三年間,從傳播主體到傳播平台,從傳播到管制兩造之間的博弈,可謂風雲激蕩,世易時移,兩者之間仍有重大區別,仍在急劇演變。這種區別和演變的實質,直接指向大陸公共傳播環境的急遽轉換。
從微博到微信,另一種雙軌制
在鴻忠搶筆與南周事件裏,微博都是主戰場,其中新浪微博又是決定性戰場。區別在於,鴻忠搶筆之時,新浪微博作為推特和飯否之後的大陸第一家微博,創立不到半年,從新浪微博自己到管制當局,彼時都在觀察與調研中。彼時新浪微博以及監管當局的緊急應對措施比較單一,主要是禁言。在禁言之前,尚會給物件客戶發送警告性質的提醒私信,禁言期限也較短,風頭一過就會結束。
而經歷了近三年管制與反管制考驗後的新浪微博與監管當局,到南周事件時,已經有了一整套非常嚴格與絕對高效的監管措施。從單一的禁言措施到設置過濾詞審查、加密(只有作者自己能看到)、直接刪帖、禁言、銷號(直接註銷掉微博帳號)等從輕到重的五大酷刑,體系完備,指向明確。在執行風格上,也不再有事先通知與警告,而是雷厲風行的斬立決。隨後的新京報事件裏,這種管制措施索性直接針對有可能發言的相關媒體人,無論其是否發言,這已經上升成為維穩式預防性管制了。
從這個前後對比亦可看出監管當局的決策習慣。首先總是會慢一步,先觀察,再動手,一旦看准立即上手段,手段絕對老辣。其次總是會留出制度預備週期。鴻忠搶筆之後,歷經茉莉花事件和重慶事變,一直到南周事件之前這三年,即是這個視窗期。
在鴻忠搶筆事件時,新浪微博和監管方還是兩張皮,後者習慣於隱身幕後,以前者來做白手套。到南周事件時,已經完全無法區分微博平台和監管方,這兩者在形態和技術上已經完全合二為一了。從理論上說,在一個微博用戶的眼裏,新浪小秘書就是網監,網監就是新浪小秘書。
更重要的區別在於,這三年間,公共傳播平台已經悄然發生了質的變化。
鴻忠搶筆時,國內微博方興未艾,推特的牆內影響力尚未完全消退,其傳播平台與管道仍以雙軌制傳播為主要特色,即牆內傳播依託新浪微博,牆外傳播依託推特。雙管齊下,效果極佳。
到南周事件時,長達三年的屏蔽使得推特在牆內的影響力幾乎已經消退到可以忽略不計,而嚴酷管制下的新浪微博,和三年前相較空間也已大幅壓縮。頗有意思的是,此消彼長間,以騰訊微信為平台的另外一種公共傳播形態橫空出世。
細究南周事件傳播過程可知,包括南周編輯記者等在內的當事人微博,以及其他稍具影響力的媒體人微博,乃至媒體人之外的知名微博帳戶,大多在極短時間內被成建制的割喉。
然而,同一時間,僅僅南周即有不下十個微信群在做非常頻繁的聯繫。文本起草、名單徵集、策略商討、連署公開等諸多現代社運所必備流程,端賴微信完成。以水面下的半公開傳播管道微信來推動公開傳播管道微博之發酵,南周事件之傳播戰方能有後來之成效。
至此,南周事件的公共傳播,遂呈現微博在前,微信在後的「博前信後」局面,微博的媒體性質和微信的社交工具性質,得到有機統一。和此前鴻忠搶筆時代的牆內牆外平行傳播的雙軌制傳播比較,這也可稱之為另外一種形態的雙軌制傳播。
從邊緣到中心 ,從線上到線下
無論是鴻忠搶筆還是南周事件,媒體人都是一馬當先的社運主力。但這三年前後的兩波媒體人社運裏,一個重大區別即是鴻忠搶筆事件裏,從頭到尾都是媒體人在唱獨角戲,始於媒體人的抗議,亦終於媒體人的抗議。而南周事件裏,媒體人只是一個最初的動力源,號角一旦吹響,後續動力源源不斷加入,而加入的群體已經非網路民意這幾個字所能簡單歸納。
其中,不乏以青年學生社團為代表的大學生群體,以任志強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以李開複等為代表的精英群體,以伊能靜、陳數為代表的藝人明星群體,紛紛不怯於表態,不怯於行動。尤以伊能靜事件最為出彩,幾乎形成自南周事件、新京報事件之後的第三波具備獨立傳播動力的傳播鏈。四川作家冉雲飛先生以「從邊緣到中心」來概括南周傳播事件的參與和接力過程,我覺得相當準確。
比從邊緣到中心更給力的,是從線上到線下。鴻忠搶筆事件,基本停留線上,從線上抗議到連署抗議,也是以網路為最主要場域。而南周事件裏,則呈現出遠比前者錯綜複雜的傳播局面。
南周事件裏其實有多個戰場,當事人南周報社的媒體人抗議這個戰場,基本停留在網上。而其他戰場,則已經極具勇氣地直接走到了線下。最直接的一個主戰場即是廣州大道中 289號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門口。
在一周內,這個地方成為線下抗議人群的主要聚集地。從廣州到北京,這次線下抗議中重現了三年前谷歌撤出中國時的獻花舉動,被帶走被喝茶的更是不知凡幾。一位媒體人感歎,如果把這次線下抗議看做一次社運,那麼社運不可或缺的歌聲主題曲就可直接套用羅大佑的《皇后大道東》,只不過歌詞要改成《廣州大道中》罷了。
誠如大陸民間學者莫之許所反復提出的那樣: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有無線下活動,是抗議是否會取得效果的關鍵所在。
鴻忠搶筆事件裏,媒體人的公開連署抗議儘管讓李鴻忠灰頭土臉,但線上的「天下圍攻」並未能達到「迫其道歉」的目標,更遑論「趕其下台」。相反,一年後,李鴻忠升任湖北省委書記。南周事件雖然尚未塵埃落定,但當局的讓步亦是有目共睹。至少迄今為止,未聞有處罰編輯記者,亦未聞有恢復事先審查的消息傳出。更大的一個區別在於,南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已獲傳達到各基層單位,這意味着維穩程序的全面啟動,亦說明監管當局對此事的重視與緊張程度。
從微博到微信,是傳播管道的轉變;從邊緣到中心,是傳播主體的擴容;從線上到線下,是傳播方式與場域的切換。不變的 ,是傳播決定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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