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昨天回答记者提问出现风波。记者问最近把死猪“江葬”是不是因为付不起死猪的火葬费，从网上记录看，李立国围绕国民的殡葬费谈起来。这被舆论逮个正着，网上嘲笑声一片。
同舆论沟通，这是当前困扰中国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舆论越来越开放活跃，甚至有些偏激。比如昨天上述记者的提问本身有些问题，它们本来不该提给民政部。这名记者后来发博客说，当时现场笑成了一片，李立国明白了问题，他的回答在当时情境下并无不妥。但一些人宣称该记者是受了压力才发的声明。官员的处境在这种时候总是很被动。
政府的总体沟通能力严重落后于媒体往前跑的速度，副作用将越来越多。过去一两年由于政府沉默或表态不当，基层事件发酵成全国性舆论危机的情况层出不穷，对一些开始时的“小事”，官员们缺少用幽默、自嘲或及时解释道歉化解它们的能力。这已形成印象，李立国被媒体与这种情况自动对号入座。
中国不是竞选社会，处处锻炼官员们的雄辩力。中国政治总的来说是绩效政治，政坛上雄辩力的天然亏欠短时间内怎么“恶补”也补不过来，这个问题将具有长期性。
只要舆论足够发达，官员们身上庄重的外衣最终都会被剥去。官员说错话被揪住，不雅动作被拍下，遭到记者或意见代表的语言围攻，亲友的事情被翻出来，都会发生。在西方，很能说、善于作秀的官员也常常会被搞得十分狼狈。
然而，西方媒体在“耍”官员的同时，对他们与工作无关的差错并非像我们想的那样严厉。西方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也有潜规则和默契，确保各种枝枝杈杈的炒作大体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不干扰舆论对社会核心利益的关注。
中国官方名义上掌握着媒体，实际上官方同舆论界、特别是同市场类媒体的关系很不和谐。官方同后者在中国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非积极配合与合作的关系。后者千方百计想突破报道的限制，打擦边球。放到全社会层面，西方那种娴熟、默契的舆论操作与论辩在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舆论越来越热衷于放大琐碎的新闻，找一些滑稽点进行炒作。因躲避严肃政治话题的敏感，政坛可以被“娱乐化”的那些细节被充分挖掘。而这样做对“严肃政治”的迂回伤害一点也不小。
中国必须解决官员同舆论的沟通问题，这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中真能“沟通好”，而是要形成对“沟通不好”的全社会适应。社会应当知道，中国官员们嘴就是有些“笨”，有时会“越抹越黑”，中国体制在这方面的缺陷一时改不过来。舆论不应紧逼现在的官员们都去练“作秀”，我们应在更宽的舞台上检验他们的真诚。
中国已成为全球执政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互联网上的批判性同西方国家不相上下，社会的表层注意力大多被吸引到无穷无尽的基层事件和危机上，而国家的战略使命仍然很重，舆论不应丢失对后者的应有关注，它们的真实性在中国社会大转型和全球化的激流中愈发严峻。
中国舆论厌倦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逐渐扎进了八卦世界。它的一定程度回摆必然要发生。因为中国作为艰难崛起的大国，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中国舆论会在各种反反复复之后强化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形成自己的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