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2 月28 日，
台灣民眾在台北自由廣場集會紀念二二八事件
文 /林怡廷
苦難終結，禁忌不再，但創傷猶存，和解尚難。眼下台灣，共生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
「我最近透過朋友取得一份資料，可以證明我父親沒有貪污。」眼前的高英傑和照片裏的高一生神似，阿里山鄒族的輪廓深邃，只是高一生眉宇多分英氣，高英傑則溫厚，高一生被處決時是 46歲的壯年，而高英傑已經比父親歿時的歲數多了30。
高一生曾是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首任鄉長，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為守護家鄉，曾率族人下山攻佔嘉義彈藥庫和嘉義機場，後因曾收留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台南縣長袁國欽，1954年以窩藏匪諜的「叛亂罪」及「貪污」被槍斃，高一生案在 2006年陳水扁政府將「湯守仁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叛亂案解密了，但政府沒還我父親貪污案的清白，」高英傑手上的資料是當初嘉義市地方法院判貪污案不起訴處分，但官方未予以平反，「還有一半族人認為父親貪污，恢復名譽只能靠自己。」高英傑輕輕的說。
高英傑並非特例，貫穿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生命經歷，也是許多受難者家屬的典型。太魯閣族牧師林國樑，其父親、前花蓮縣秀林鄉長林明勇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三年前方獲作社會調查的東華大學教授告知，經查詢才知父親被列為叛亂犯。他去年獲平反並接受「回復名譽證書」，但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償，基金會卻以已過了期限為由無法受理。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6周年紀念，經過 25年的民主化歷程，寧靜革命後的兩次政黨輪替，台灣在懵懂中走上轉型正義之路。一路走來，雖二二八已不再禁忌，白色恐怖逐漸解禁，但社會創傷仍在，未竟的轉型正義工程，等待下一波重新啟動的契機。
第一階段：走出禁忌
曾有長達 40年的時間，二二八是台灣社會的禁忌，本省人有句俗諺「囝仔儂（小孩子）有耳無嘴」就可知當時的肅殺之氣。
雖然 50年代海外已有些紀念活動，但在島內高壓的政治氣氛下，一直要到80年代伴隨着黨外能量漸強，才真正將二二八平反納入社會運動的議程。
1986年民進黨成立，於行動綱領第 51條明定：「公佈二二八事件真相，並定該日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見。」1987年 2月，適逢二二八40周年，海內外團體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由陳永興擔任會長，李勝雄任副會長，鄭南榕任秘書長，對外發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2月 26日由鄭南榕領隊，在嘉義發動遊行，要求查明二二八事件真相，平反冤屈，訂立二二八為和平日等訴求，現場有 1500名鎮暴警察阻擋。直到 2月 28日，台北首度公開祭拜死難者的儀式，才是台灣民間對當局要求檢視二二八歷史的濫觴。
同年 7月 15日解嚴，隔年蔣經國去世，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主導着國家侵害人權的蔣氏政權落幕，社會氣氛更加鬆動。但李登輝繼任總統時，要大家為了進步「眼睛看前面，不要看後面」，引起很大反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發動群眾遊行，台南的群眾規模甚至超過兩千人。
1989年 8月由民間興建，全台首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建立，10月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上映，這部觸及二二八的電影引起極大共鳴。社會各界如潮水般要求反省二二八的能量，像蒸氣閥一邊推動着原本的壓迫者——即便已經換了掌權人的國民黨，被迫面對過去的暴行，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便是在這樣交替的壓力下展開。
而另一方面，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認為，二二八傷痕帶來強大的族群意識，在 80、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爆發出來，也直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工程。
1990年李登輝在總統就職記者會上，反省先前要大家遺忘的「往前看」態度，但他還是認為「大家應該在快快樂樂之下，從大家的記憶中，把這個問題給過去。」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文中寫到：「當時的主政者李登輝雖然似乎懷有着台灣認同，却沒有體認到這段傷痛歷史對民族認同的重要性，也沒有認知到潛藏在民間對正義的強烈期待。」
李登輝在行政院設置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這個由各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經過官方檔案研究以及口述歷史的採集，在 1992年出版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當時的撰寫小組召集人賴澤涵教授曾回憶到，這份官方報告當時備受社會質疑，而在研究上也有不少阻力。除了當時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的軍方，或台灣省警務處與內政部警政署的警方等檔案難取得之外，也由於社會普遍存在的恐懼及不信任，民間口述歷史進行得相當不易。後來這份報告因未深究蔣介石的責任，只說他「有失察之疵」，而引起批評，但無論如何，這份報告意味着二二八事件在官方已逐漸解禁。
這個解禁的態度也反映在教科書上。1990年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首度以 58字的文字描述二二八事件：「……惟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致釀成 36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迅速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慰民眾。」雖然寥寥數語，很多老師匆匆帶過下，一般學生也無從得知更多細節，但已是多方角力下的重大突破。
1995年李登輝在參加台北新公園（後改名成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時，正式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受難者家屬道歉，是時過境遷近 50年的官方首例，同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負責受難者從 50萬到 600萬不等的「補償」事宜。
李登輝執政期間廣設紀念碑和補償，成了官方轉型正義的基調，但長期關注轉型正義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認為，這樣的基調是不夠的。當時沒有強制性的「真相調查」來釐清責任，使得台灣社會對於蔣氏功過的爭論延續至今，缺乏歷史共識而帶來的撕裂感也給了政治操作的空間。
吳乃德認為，一方面是當時，從執政者到整個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認識不夠深，不了解正義價值的確立，對一個共同體的凝聚、以致民主鞏固之迫切；另一方面也是國民黨順應潮流，尚未被推翻就自身啟動民主化，但面對過去包袱卻難以和自己和解的局限。
第二階段：追究責任
2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和民進黨主政，新人新政是處理轉型正義正當性最高的時刻，但政治現實是朝小野大，陳水扁一上任便拜訪了昔日的特務頭子、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而美麗島大審的檢查官林輝煌被任命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成為「司法官搖籃的推手」，一路平步青雲。
「這個舉動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宣示了，扁政府沒有足夠的意志和能量處理舊威權勢力。」吳乃德回憶，他認為這是繼 1996年李登輝第一次成為民選總統後，台灣第二次錯失處理轉型正義的黃金期。
但無論如何，陳水扁有自己的議程，2000年上任，他便任命專攻台灣史的張炎憲教授為國史館館長，隨後在 2001年召開「二二八真相調查小組」，並責成國防部、調查局等開放檔案供國史館研究。
張炎憲回憶，單單檔案的公開和解密，便得大費周章，「即便當時的行政首長幾乎是綠營的，但每個部會的生態不同，舊行政官僚掌握官方檔案，也不是首長下令就可以做到。」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肯定，即便轉型正義諸多不完備，但陳水扁對兩百萬頁的檔案公開和解密，確有貢獻。
經過多年研究，2006年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出，由於蔣介石不顧本省籍菁英反對，執意派軍隊來台鎮壓，事發後也未有懲處，因此是「事件的元兇，應負最大責任。」
不久後，民進黨政府宣布將「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並在「蔣公文物館」內呈現功過並陳的文物，但由於操作過急，共識不足，引起諸多爭議。當時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透過發言人表示，這份報告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而蔣家後人蔣孝嚴則提出毀謗告訴。
「蔣介石是元兇是民間早有的以訛傳訛，但真正根據檔案資料，秉着史實精神研究所作出的結論，並且出版成書，才是真正的進步，也是台灣轉型正義很重要的成就。」張炎憲回憶這段往事的驚濤駭浪，自認問心無愧，但也可惜史學研究雖有進展，其他學術領域如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界等沒有跟上。
「加害者應該要負起什麼法律責任？司法界沒有討論。我們要怎麼面對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存的社會？社會學界避而不談。政治上，國會生態的現實，自然不可能作出轉型正義的原則性立法，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求轉型正義做得很進步，也是苛求。」
加上若真要徹底清算，社會必然有很大衝擊，張炎憲認為扁政府為了執政順利，本身也將之視為次要工作。執政初期民意正沛，陳水扁選擇和解的語言，執政後期不得民心，反而將轉型正義拿來作選舉語言操作，進退失守。轉型正義一詞，也逐漸成了「綠色」標籤的修辭，背負着「操弄族群」、「仇恨政治」的污名。
第三階：試圖和解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將「記取教訓、避免重演、撫平傷痛」作為處理二二八事件的重心，試圖取得國民黨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他本人每年都會參加二二八紀念活動，並多次向受難者家屬道歉。其姿態獲得了一些難屬的理解。
但另一方面，批評者則認為馬執政是威權的回潮，尤其在對其崇蔣表示不滿。馬政府將「民主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先前功過並陳的文物，只剩下「蔣公墨寶」，成了陸客開放後的必到景點，蔣公公仔等「文創商品」熱賣。景美及綠島「人權園區」一度欲改名成「文化園區」，因遭受難者抗議而作罷。
在建國百年（2011年）的 12月，馬政府將原本地方層級的兩園區置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之下，由文建會也是今日的文化部管轄。「修建硬體設施，福利社重建得美輪美奐，辦記者會安撫受難者，零碎發包現場展覽沒有整理規劃，看不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格局。」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這樣批評。
避談加害者是台灣轉型正義的特色，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去年接受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質詢時，也不願意鬆口個人責任，而稱是「結構問題」。
「結構」是藍營一貫的論述，將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歸結在國共內戰、東亞政治情勢的特殊時代背景，正當化黨國體制，合理化人權迫害、財產侵佔行為，並且將過去和現在徹底切割。但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葉浩認為，大時代、大視野的結構式分析有其必要，但不代表不能追究個人。
但葉浩也認為，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包容、並陳加害者的意見，就像法庭上被告有自我辯護的權利，如此才合乎自由主義的多元價值。
和解前 先追求共生
「我們這代沒有資格談和解，因為我們沒有實際遭遇悲劇和撕裂，但我們希望彼此能在複數的記憶下共生。」台大化學系二年級的蔡憶穎說。
他是今年二二八在自由廣場舉行的「共生音樂節」媒體發言人，這個由台大、政大、陽明、東華等學生串連舉辦、近年台灣少見由青年主導的二二八活動，以軟性的音樂節、現場靜態展覽，還有受難者現身說法的真人圖書館形式，希望喚起更多人關心。
年輕人不只要縱向和過去的歷史共生，也要橫向和當代的議題共生。他們明白，唯有先試着剝去悲情的外衣，才會邀請到更多可能。
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曾說過，台灣現在還有「不是壓迫者的敵意」和「不是加害者的仇恨」，這種因為轉型正義未處理，而隔代殘留的幽靈陰魂不散，導致內部無法和解，兩岸更不能和平。
施明德認為，當初是少數者的流亡政府不當統治，自衛過度侵犯人權，自保過度形成特權階級。那個時代的悲劇是，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必須用一種同情的理解，才得以釋放。
「南非的族群和解單靠曼德拉是不可能的，還要有白人總統戴克拉克願意反省，主動下放權力，那才令人真正佩服。」施明德語出發人深省，「台灣有太多曼德拉，但還沒出現戴克拉克，我們需要一個智慧的戴克拉克。」
白色恐怖受難者韓若春給妻女的遺書，最後寫着：「別了，我親愛的妻女，願你們母女相依為命，享受上蒼的庇佑，樂觀奮鬥。苦難的終點就是幸福的起點。」
苦難已終，創傷仍在，和解之艱難，眼下台灣，共生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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