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近期,由于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死猪事件,以及各级官员对“市长下河游泳”的关注,河流污染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热议。

3月14日,羊城晚报就“市长敢不敢下河游泳”这一话题,对广东10位市长进行采访,结果“能游”与“不能游”,人数各半;次日,环保部吴晓青副部长在回应“市长下河游泳验水”时表示,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官,环保部将对严重污染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近期各地流行的“高价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活动,无疑饱含了民众对日益糟糕的环境状况的强烈不满,但也不得不要说,所谓“某某长敢不敢下河游泳”,这种情绪化的民意诉求似乎有着娱乐化的趋向。

将检验水质的标准,简化为“敢不敢下河游泳”,显然不科学;而且,如果过于纠结官员“敢不敢”,还很有可能淡化乃至遮蔽官员对真问题的反思——正是基于这种隐忧,对于一些官员干脆有力的回答——“敢啊”、“没问题”,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我们不妨恶意揣度一下,倘若较真起来,即便河水很脏,恐怕官员也是敢下河游泳的,如果这能平复民怨、撇清自身责任的话。何况,对于手握大权且屡创“奇迹”的地方官员来说,为了下河取悦民意,在短时内让“黑河”变成清水河,本身就不是什么难题。

很显然,“某某长下河游泳”远不是治污之策,尽管其中可以反映官员对治污的态度,但对于环境整治来说,所谓“态度”终究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应景文章罢了。毕竟,环境治理关键看行动、看效果,而不是嘴上功夫。

无论是“下河游泳验水”还是“黄浦江死猪事件”,显然都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们与雾霾压城、“癌症村地图”,以及随处可见的有害气体、水和土壤污染一样,无不涉及公共利益、舆论监督、政府责任、公众参与、信息披露等等共性问题。

应当说,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整个社会环保意识较低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无关系。但显然,这仅仅是造成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浅层因素。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重视乃至纵容,以及官员环保责任的长期缺位。而这又源于经济至上(而这又简化为唯“GDP”是瞻)的畸形发展观——这正是今日中国环境污染之所以如此糟糕的总根源所在。

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吴晓青所说的“治污先治官”,恐怕并不是中国治污之路的终点。问题显而易见,在“环境靠边站,税收才是硬道理”,以及招商引资与干部升迁直接挂钩的畸形政绩观主导下,地方官员的一切行政作为,必然围绕着地方权力的中心任务(经济数据)而亦步亦趋。在这种体制下,为了多捞政绩、早升迁,地方官员必然急功近利、饥不择食,盲目招商引资。

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在地方发展的序列上,保护纳税大户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环境保护。一些“三高”企业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而对于“税收大户”的排污乱象,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奉行“三不查主义”:只要老百姓不上访、媒体不曝光、上级领导不批示,环保部门便视若无睹,一概不查。就算是被曝光,也不过走走过场而已,有的甚至助纣为虐,替企业掩盖污染环境的真相。在这里,一个不算夸张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已然被“纳税大户”所绑架,沦为污染企业的“家丁”。

正是号准了地方权力的脉门——对政绩的饥渴,“纳税大户”由此而获得某些特权。比如哈药这类“污染大户”,尽管废气超标千倍,工厂附近臭气熏天,然而却无心治污,有心烧钱搞广告轰炸,呈现“广告影响一日千里,废水废气一泻千里”的病态张狂。很清楚,企业为所欲为的背后,有着权力的撑腰。正因权力伦理的变异,也就不难理解国家10年投资4万亿元搞环保却踟蹰不前了。

由上足以说明,在“治官”问题上,一方面固然需要提高当前官员环保考核分值的比重、完善官员环保问责机制,但更重要的在于,唯有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唯GDP是瞻的畸形发展模式,实现“海晏河清”才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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