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
与其他权力形式相比，“话语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软性权力——它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议题设置、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等多种手段，暗示、诱导、感染、说服，以支配舆论，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规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正由于这种权力不易察觉（因而极具迷惑性）且关系到人心向背。在传统媒体年代，话语权一直被国家机构小心控制，是不容有失的宣传阵地。
时代改变了。李开复所言“微博改变一切”或许不无夸张，但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权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话语权不再为国家宣传机关专有，所有个体都可以加入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广义上的“自媒体”，成为话语权的潜在争夺者——微博让话语权结构日趋扁平，政府终于失去垄断人心的可怕权力。
这一变化固然值得欣喜，但话语权垄断的结束远远不意味着微博这个公共空间上等级消失、话语权均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让线下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移植”成为网络上的话语权，因此强化了权力的不对等。在新浪微博粉丝超过十万的账号中，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明星、企业家、资深媒体人等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微博往往一呼百应。若在传统媒体年代，精英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或许仅仅局限在其所在的行业，但动辄上百万的微博粉丝让他们的话语权早已超越自身专业，覆盖到其他社会领域。在最近的“央视315晚会”事件中，一些大V在微博上“8点20分发”的丑态让人心寒：这种一呼百应的权力如果不被善用，会给公共空间带来怎样恶劣的影响？
另一个让话语权难以平等的原因是：公共讨论为发言者设置了一系列门槛，包括逻辑推理能力、知识储备、信息资源等范畴。一般老百姓很可能没有这样的综合能力就公共事件发表原创性见解，因此更加倾向于顺从具有权威性的“意见领袖”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有相当一部分由媒体从业者构成，这一群体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是对信息作出处理和分析，因此比其他领域的从业者信息资源更丰富，就公共事务发言的成本更低。
既然追求话语权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任务，草根用户在新媒体平台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要知道，话语权不对等并未直接扼杀公共讨论的可能性。每一个个体都是新媒体的参与者。在理想的公共讨论环境下，个体能够坚持公共讨论的话语伦理和论辩规则，与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进行良性互动，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消解权力结构带来的操纵和盲从。
而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这样一来，在追随者的吹捧和反对者的谩骂的双重浪潮之下，微博会最终沦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名利场。
参考文献：
胡舒立等：新媒体与中国转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070212477.html
许纪霖、唐小兵等：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3021877151.html
王秀宁：微博名人的特权悖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1120/71406.html
祝东力 社会结构与话语权之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470978.html
（黄海，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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