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一提到清华大学的文科总是讲当时的国学研究院及其“四大导师”，这当然是事实，国学研究院的成就确实很大。但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清华大学的文学院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清华大学文学院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由冯先生执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谈到清华大学过去的文科，不大提文学院和冯先生是很不客观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是1948年转学到清华文学院，1951年毕业，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当时文学院的院长就是冯先生。当时清华大学的名教授们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谁也很难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能够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这么久的时间，并能让大家都服气，这确实不容易。这里自有其原因：首先是冯先生的学问好，大家佩服；第二就是他为人的宽容，他能够容得下各种不同的意见。当时教授之间也是常常闹矛盾，既有文人相轻的一面，也有学术观点不一致的一面，而且这些教授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谦虚。而冯先生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都能容下，并且能把他们给笼络在一起，使大家和衷共济。当时的文、史、哲几个系，都是名家荟萃。我后来感觉到自己在里面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候给我们本科生讲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比如讲世界史的是雷海宗，讲西洋文学史的是钱钟书，教西方小说的是杨绛。还有美国的温德教授，他在清华待了几十年的。这还只是外语系里的教授。至于文、史、哲方面的名教授那就更多了，随便找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
冯先生能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很有才干，有行政才干。冯先生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8年，经历了南迁和复校等一系列复杂的事情。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还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能把那么多的名教授团结起来，是需要非凡的行政才干。我听钟璞说过，冯先生提倡不但会治学，而且还会做事，不但有文才，而且有干才。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在行政方面的能力就很强，不是只会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做学问，他能够带动整个单位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1928年冯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正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到国立大学的转制的时候，他是校秘书长，协助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的独立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我觉得这不公平。后来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的文学院被取消了，把教师遣散到其他地方。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文科在中国教育界就开始萎缩。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再想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那种人文气息浓厚、人文大师云集的情况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了。
冯先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
再回过头看冯先生的学问。现在人们动辄说什么学贯中外，其实真的要做到学贯中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冯先生应该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现在可以预见，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出现。因为培养出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会是千载难遇的，冯先生他们这代学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制高点上。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而言，个人的才具和学养也十分重要，像冯先生那样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不是在有意捧他。因为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他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而且是作为中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然后到西方去学习，而且能够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这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冯先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这样的需要。我想来想去，觉得具备这种才华和学养的人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所的时候，有人就想做智囊，很多人也常以智囊自居。而所谓的“智囊”，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自己不大同意这种取向，做学问的怎么专门想着去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看到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说作为一个学问家，做学术研究是要做全民族的智囊。这点给我的启发很大，使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发现，比如我在美国研究美国问题，其实也是给我们民族做智囊：就是你研究外国，不管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其他国家也好，你写了文章给中国读者看，不单是给领导看的，领导从来也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文章。中国专业内的读者看了，他们了解了外国的情况，再通过他们慢慢传播开来，进而普及到大众，这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研究的着眼点应该在民族和民众，而不能只是眼睛向上看，只盯着那几个领导人。这是我从冯先生著作里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们现在写文章，动辄搬一大堆资料，放满书桌，一会查这个，一会查那个，一会查原话的出处，然后做了一大串的注释，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博学和严谨。可我发现冯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学者并不这样。他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写文章是用自己的话去说。冯先生晚年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钟璞时见到冯先生，我向他问候，他说他现在只能做“反刍”工作了，就是把过去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仔细嚼嚼，从中品出新的滋味来。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来。我当时听后心里一动，觉得假如从今天起我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反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当时感到非常心虚。我知道就凭自己的这点学问，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消化了的，实在是单薄得很。如果不去查书，找资料，那就写不出很多东西来。而冯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能把很多知识和学问融会贯通，变成了他自己的养料，装在自己肚子里，印在自己脑海里，随时都可以“反刍”出来，才是真学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东西，离不开一大堆资料和书籍，这里查查，那里找找，很少是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这和冯先生靠“反刍”写著作确实不一样的。
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学贯中外是一致的，就是把各种思想和知识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现在，人们对冯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这种结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冯先生不理解，第二是对冯先生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他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是无端的和无形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例如翦伯赞等等。是不是要逼得每一个人都自杀才好呢，是不是自杀了才值得尊敬呢？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谓“鼎镬在前，斧钺在后”，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这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真正的学者给后人在学问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留下了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后世关注的。
我想再谈件小事情，其实也不算小。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校以后，还有两年是和西南联大的其他两个学校联合招生，进行统一考试。三个学校联合出题，考生填写第一志愿时在三个学校中任选一个。因为大家都争着报考清华，所以清华录取分数线就最高。冯先生的女儿钟璞从小就身体不好，回来之后报考清华外语系，可分数不够，也就只好到南开去读书，是两年之后经过考试转入清华的。冯先生当时是文学院院长，外语系隶属于文学院，可他的女儿就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进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还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她第一年考试分数不够，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长和院长的女儿，分数差了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就是一点都不通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也说明梅校长和冯先生他们坚持原则。
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当时我跟冯先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虽然他的女儿钟璞和我是同学和好朋友，我也经常去他们家。我去找钟璞时也见到冯先生，但见了也不敢怎样说话，给他鞠个躬就完事，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多的直接的交往。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长须飘飘、蔼然长者的形象。
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平以后，冯先生还开过课，但我没有听过。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和他有直接的交往，但在文学院读书，见到他的机会还比较多，而且和钟璞是好朋友，经常去冯先生家，从间接方面也知道他，知道他们的家教和家风。钟璞跟我说过，冯先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就是不许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特别不议论人的生活问题。钟璞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女同学中间，我觉得她是最稳重的。我们有时候唧唧喳喳，东家长、西家短地说这谈那，可她从来不插嘴。我觉得这是他们家风的影响。
我觉得他不但会做学问，而且会做事和处世。他有做实际工作的能力，不是书呆子。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为人处世非常厚道和宽容。知识分子常常也是有比较刻薄的时候，教授中间互相批评起来往往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比常人还要刁钻刻薄。可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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