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顺利实现新老交替是一大进步

作者：信力建 

对一个国家来说，统治者是影响国家的发展和走向的，在民主国度里，总统权力受到法律制约，但在极权国度里，则是由上代领导人做主或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夏启开创了政治史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现如今最典型的要数金家王朝，是赤裸裸的父子世袭制。三代甚至N代都将世袭，这种世袭制在现代政治文明里，是个极大的笑话。除此之外，还有隔代指定制、家族世袭制，或者君主立宪制下的选举制等等。

隔代指定是指当朝统治者逾越下一个接班人，直接指定了接替他第三代接班人，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就不鲜见，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知道他的太子司马衷是个低能儿，但由于司马衷的丈人贾充在朝中官居司徒势力很大很难废立，但是他非常看好司马衷聪明的儿子司马遹，司马遹在孙子辈中出类拔萃，正是有了这个孙子，使得司马炎觉得司马衷的低能对司马氏政权不是大问题，可惜司马遹还未接班就被继母贾南风害死了。还有明成祖朱棣，朱棣的正妻是开国元勋徐达的长女，生了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按皇族继承法规定，嫡长子朱高炽被立为燕王世子。但由于当了皇帝以后，执政风格过于仁慈，朱棣不喜欢他，反而朱高煦最对朱棣的胃口，曾差点废掉太子。但最终没有废掉的重要原因是朱棣选定了他的儿子朱瞻基作为隔代接班人。朱棣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在朱棣晚年几次北征一直让朱瞻基在自己身边练历着。朱棣死后不到一年，朱高炽也死了，朱瞻基顺利地当上大明天子，也即明宣宗。

这种“指定制”有个前提，即指定者在朝中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其实质仍是权威体制下的“禅让制”。权威选择接班人，并非看接班人有无独到政治见解和宏伟治国方略，而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诚，是否老实厚道，是否能够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和路线。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接班人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无能。“一世”凭借绝对权威指定“二世”为接班人，又为“二世”指定了“三世”。这时，“二世”已经失去了指定“三世”的权力，也没有能力推翻“一世”指定的“三世”。即使“二世”、“三世”能够和平交接班，权威越来越小的“三世”、“四世”，也会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接班人困境”便再次显现，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建国后，中国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接班人困境”。

1976年，毛泽东已到垂暮之时，有一天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时，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的“血雨腥风中交班”并不是由来无因，因为这种交班方式自古有之，而在他这个所谓的痛恨封建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上，演绎得越来越烈。在毛泽东专权期间，接班人几乎都死于非命。刚开始毛泽东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随后很快打倒刘少奇。在九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选定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并且写进了党章。由于对设不设立后国家主席有矛盾，毛将林打成反革命。后再选定了王洪文，可惜后来王洪文与江青等人纠结一起，毛泽东又对王洪文感到失望。这个时候，毛泽东已垂垂老矣，已经对许多政务力不从心，终于在后来，选定了华国锋。据说，当时毛泽东自述选择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不蠢。

邓小平上台后，意识到接班人是很重要的问题。 1982 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 一场革命” ，并疾呼：这场” 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为此，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老同志退出合适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年轻人。

因此，在十二大上，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上台，开启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大业，并掀起了平反运动，办了许多实事。此后，无论是在邓小平主导下的江李体制，还是江朱体制，又顺利实现了权力交替，并没有发生重大变故。

2002年，中共中央又确立了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走向富强，其亲民务实作风更赢得海内外的称赞。不过，作为上一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则留任军委主席两年，党权、政权、军权并没有完全落到胡锦涛手上，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被无形之中削弱。

但这种留任军委主席的做法，从邓小平始到胡锦涛终。就在去年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将党权、军权完全传给了接班人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又将政权交给了习近平，习近平甫一上任就将党政军三权统揽在手，并且弱化了“隔代指定”的权威。这种接班的轮替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正常的交班，胡锦涛的高风亮节获得了称赞，习近平也被寄予了厚望，国家安定皆大欢喜。

虽然说这种接班方式，相对于西方的全民选举制还是比较落后和小圈子化，但是它至少回归到相对平稳的权力轮替状态，况且国家是人民共同拥有，权力为人民所赋予，并不是个别执政者家族私有的。在未来短中期时间内，新威权主义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政治游戏规则的进步可以催生明君的诞生，或如蒋经国般厉行改革，将国家带向民主化、真正还人民以权利，那将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