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加蒂·艾普斯坦（Gady Epstein）说，互联网本来应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它却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但是中国能把这种状况维持多久呢？
13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努力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上墙”一样无法做到。当时克林顿的话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互联网的性质就是无所不在、分散式的，互联网通道如此之多，全部封堵是不可能的。
另外互联网似乎能够把外部世界带给被封锁的用户。就像早先的通讯技术在过去帮助推翻了独裁政权一样（比如俄罗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利用电报技术，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过程中短波广播的作用），互联网似乎肯定能削弱中国这个专制国家。
但是这些期望都受到了打击。中国专制政权不仅在互联网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显示了驾驭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的技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社会，并且成为其他压迫性政权效仿的榜样。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雇佣了大批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其中许多都是模仿外国公司建立的，他们在不触及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得到当局许可，因此能够发展壮大。如果这个报告讲述的内容是西方任何国家，几乎不用有任何关于政府的作用篇幅，主要会讲互联网公司如何发展，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
当然上述方面的内容在中国也十分重要，但是本报告的焦点是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中的作用，中国政府花费极大精力使中国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特征，在那里不仅自由表达受到限制，而且这个行业的建立都围绕着如何为国家目标和商业目标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87年第一封自中国发出的电邮自豪地宣称：越过长城（英文写作“大墙”）我们来到世界各地。后来在中国，当局系统地建立了“大防火墙”，把诸如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隔离在中国之外。当局还和中国的公司诸如百度、滕讯，人人网、新浪合作，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交网络的服务，诸如微博等。
所有这些新技术服务对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各种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到每个网民。因为中国当局封锁了外面的推特和脸书等网站，中国国内的同类网站得以蓬勃发展。
西方最主要的搜索公司谷歌曾经一度按照中国的规矩行事，在2006年设立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但最终在2010年撤出了他们的服务，因为在中国受到过多限制，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中国的黑客攻击。中国的黑客经常攻入异见者的电子邮箱。最近中国对美国防务公司的黑客攻击盗窃成为报道的焦点。
中国国家还显示了驾驭新技术为自己服务的技巧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从前人们想象不到的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国家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就像一个游乐场，周围有围栏和长辈的监护。里面和外部互联网一样，混乱而且无情，也有许多游戏，购物和其他更多的服务，让中国的互联网更具有中国的特色，而繁荣是建造更好的笼子的一部分。但那里经常受到监督和操纵。
中国当局能够无限期地继续控制、操纵和攻击互联网吗？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当克林顿当初引用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比喻的时候，中国的网民只有2000万。现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笼子里面有5.6亿人，几乎和北美和欧洲互联网用户人数总和一样多。而且在中国农村和贫穷地区，互联网用户增长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手机上网的数量超过了电脑上网。
中国网民私下里都在抱怨，他们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又抱怨国家大搞宣传。但是在网络上集体表达不同意见确是新鲜事物，许多网民用幽默和玩世不恭的方式表达了低烈度的反叛情绪。只有那些危及国家的言论，包括批评领导人，或散布不满的言论才被挑出来予以惩罚。
有时候互联网上的不满也能产生效果，使肇事者或违规者受到惩罚，例如在民航班机上一名军官侮辱空姐以及在事故现场微笑的“表哥”被曝光，等等。这样的微小成功事例越来越多。但是互联网对于地方官员的威慑力远远大于对中共当局的威慑力。网民揭露地方官员腐败是因为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默许。
不过当局还是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有公民意识的博客作者，加上追随他们的粉丝，开始关注诸如空气质量和污染，政府效率等问题的时候，当局就受到压力要对这些网络民意做出回应，给出可信的解释。简而言之，由于互联网，中共专制必须变得更有效。
这种被学者称为“适应性专制”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大公司是中亚、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国家的互联网和电讯设备的主要供应商。这些国家都希望在利用互联网的同时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同这些国家一起，加上俄罗斯，在如何管理互联网问题上，形成了在全球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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