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爆出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当地政府给出的拆迁原因，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近年来世界遗产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申遗成功后，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令各地政府趋之若鹜。
有钱就不惜血本砸钱“申遗”
2013年，西安市为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投入125亿，拆迁4000户村民。
在当下中国的“申遗”热潮中，“申遗”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概念范畴，成了一场烧钱的赌博游戏。成功者如获取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凭借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财源滚滚，失败者则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但参加这场赌博的先决条件是要足够有钱。为此一些地方政府“申遗”时不惜血本，动辄几亿、几十亿地投入。
2012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列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遗大名单，为了完成申遗工作，西安市专门设立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委会来处理相关事宜，并于2013年春节前，完成近4000户村民的拆迁安置协议签署和搬离工作，已兑付拆迁资金近10亿元。
据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毛新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已筹集12亿元作为整个申遗项目的启动资金，其中包括：向市财政借5亿元，未央区自筹1亿元，贷款2亿元，引进社会资金4亿元。然而，整个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项目需要资金125亿元。
2010年，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登封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历时8年，投入多达7.9亿。
早在2002年，登封市便将嵩山8处共11个景点“打包”成嵩山历史建筑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此，登封市将整个嵩山景区一带将近600户、共约2000多名居民拆迁安置。
2010年，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少林寺在内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境内第39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为此，河南登封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前后历时8年时间，投入多达7.9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资金。
没钱就算借钱也要“申遗”
2010年，湖南省贫困县新宁县举债4.5亿申遗，约为新宁县可用财力的3倍。
同样是在巴西召开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会审议通过了将中国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州赤水、江西龙虎山和浙江江郎山联合申报的“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然而，在此次“申遗”所付出的12亿元中，湖南省贫困县新宁县承担了4.5亿元。
作为湖南省扶贫工作重点县，新宁财政是一个高度依赖型的输血财政，年财政收入仅两个多亿，可用财力只有1.7个亿，每年财政支出高达9个亿，财政自给率只有18%，一次申遗相当于花费了全县近3年的财政收入。据知情人士分析，最初在捆绑“申遗”名单之中的张掖因“财力不足”缺席。
2007年，贵州荔波捆绑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
2007 年6 月27 日，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顺利通过第31 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成为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争取这“三分之一”的遗产地资格，历经项目报出、环境整治、考察评估、补充资料、投票表决，耗时12年。为确保申遗成功，吃“财政饭”的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
荔波县县长陈稠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初为了解决遗产地申报及整治所需经费，荔波县政府向银行举借筹集资金，到2008年底，银行贷款1.7亿元。另外尚欠施工单位工程款8000 多万元。为了确保申遗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沉重的债务远非县财力所能承受。据统计，2006年以来，荔波县直接投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申报及整治经费5.47亿元。
“假文物”也能来“申遗”
2012年，岳阳楼、黄鹤楼等十大名楼联合申遗，仅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大多数属于“假文物”。
2012年9月28日，湖南省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在11月召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市长论坛暨第九届名楼年会上，将签署《中国十大名楼联合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长沙宣言》，包括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蓬莱阁、大观楼等十大名楼。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规定，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处于濒危状态；有完整的保护计划。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中，“原真性”是最基本的认定要素。
历史上的黄鹤楼屡建屡废，现在的黄鹤楼是上世纪80年代以清同治楼为蓝本重建的。而滕王阁则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绘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重建而成。清华大学文物保护专家陈志华指出：“古建筑多为木结构建筑，很容易损坏。在历史上，‘十大名楼’大都经过重修，已经不是原物。”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而南京的阅江楼则是到2001年才建成开放，连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属于“假文物”。
掠夺性开发，只管赚钱
申遗地景区陷入门票经济不能自拔，张家界景点门票收入占总收入达九成以上
伴随着“申遗”的成功，必然带来景区门票价格的上涨，面对公众的质疑，地方政府解释为：为控制景区游客数量，更好地保护遗产资源，或为使世界遗产地的身份与地位相匹配，以体现世界遗产的高品位与高价值。这些借口意在掩盖其尽快收回前期投资，增加旅游收入，过度追求经济价值的目的。
门票不仅成为遗产地最大、最直接的经济来源，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被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根据建设部的数据表明，中国部分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已达到一半以上，个别如张家界等景点已高达90%以上。
2007 年，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等6 处世界遗产因过度开发被世界遗产大会警告。
地方政府将开发置于保护之上，申遗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遗产”被大力开发之时，对部分遗产地进行掠夺性开发，使景区日益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例如，在武当山，600年历史的复真观被改建成三星级宾馆，此外还有张家界自然风景区要安装“世界最高的全暴露户外观光电梯”，乐山大佛旁冒出“巴米扬大佛”，陕西秦始皇陵核心保护区内建起了巨大“接待中心”等。
仅在2007 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就有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等6 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原因如出一辙：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
1998年，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监测时，认为武陵源开发过度，像“被围困的孤岛”，恢复旧貌需花费高达10亿。
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张家界武陵源进行五年一度的遗产监测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武陵源的自然环境已经像个被围困的孤岛，局限于深耕细作的农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范围内，其城市化对其自然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为了恢复武陵源的自然风貌，当地政府后来将景区内近34万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除。除去在拆迁中各方利益的斡旋与平衡不说，仅仅账面数字就十分惊人。据计算，仅用以拆迁违章建筑并恢复旧貌的花费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比此前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
结语：地方政府将开发置于保护之上，申遗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遗产”被大力开发之时，世界遗产名录迅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一条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