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说，台湾的工会体系，逐渐走向制度化、多元化与政治结盟重整的阶段。
在历经1950、1960年代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之后，台湾地区的共产党与左派劳工组织销声匿迹。噤声的劳动阶级，付出极大的血汗代价，包括了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职业灾害比率、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对劳工阶级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与文化生活上的剥夺、对女性与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歧视等等，开创了所谓的 “经济奇迹”。
当时一首流行的闽南语歌曲《孤女的愿望》，就描述了台湾打工妹离乡背井的心情：
“请问门口的保安大叔啊
人家说这间工厂有要用工
我虽然还年轻什么也不懂
同情我地头生疏此外无希望
即使少钱也得忍耐三年五冬
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劳动
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
因此，人们有理由问：工会做了什么？
台湾工人维权运动的萌芽
1980年代以前，国民党在各“国有”事业与企业单位设立了工会，由党员干部兼任工会领导，但是一般的私营企业主都抗拒国民党介入工厂管理。随着私营企业成为主流，工会组织率严重萎缩；即使成立了工会组织，干部腐化仍十分严重，有时候企业主或经理人就兼任工会理事长(主席)或秘书长(总书记)。工人私下笑称为“福利品工会”、“花瓶工会”或“阉鸡工会”(阉掉的公鸡不会斗)。
在台湾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工厂老板对工人的侵害日复一日，违法加班、工伤与积欠薪资的事件层出不穷，贪腐的地方政府对于工人的投诉多“吃案”视而不见，使得民间维权意识逐渐觉醒。
1984年5月1日，一群维权人士聚集在台北市义光教会，成立了台湾战后第一个劳工NGO——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这是一个以法律服务来协助工人的团体。就在同一天，由于美国工会与台湾贸易顺差造成的政治压力，国民党推动了《劳动基准法》也就是台湾的劳动法通过。这两件事对台湾的劳工运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民党威权体制松动之下，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的少数律师与知识分子，以1984年的劳动法为主要依据率先开始法律维权服务。当时劳工法律支持会里默默无闻的工作者，如今已赫赫有名，包括义务维权律师陈水扁，曾任NGO主席的邱义仁、陈菊(现任高雄市长)、郭吉仁(曾任劳委会副主委，相当于劳动部副部长)与简锡阶(曾连任立法委员)等。
当时的NGO维权只是协助处理法律案件，但是也使少数受害工人成为觉醒的积极分子；保障人权的素朴正义感，使得大学生与青年工人纷纷投入志愿者的行列。之后，随着戒严、报禁与党禁的解除，以及政治强人蒋经国的逝世，政治自由化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动了整个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
八八工潮的影响
就在蒋经国逝世之后的1988年2月，桃园客运工会的曾茂兴打响了罢工的第一炮，客运业的罢工蔓延到苗栗县、新竹县与台中县，使得当地交通瘫痪，并且意外引发全岛各工业区的连锁反应。
这是自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的第一波全岛工潮，据估计各地陆续有300000工人无预警参与了罢工。许多工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早上有工人到工厂发放争取加薪、组织工会的传单，不到中午流水线就纷纷停摆，没有组织的罢工就在他们的工厂里持续了一周，工人停下来谈论加薪与工会，也有人捣毁机 器或产品，甚至蔓延到上下游的厂房。
“八八工潮”震撼了蒋经国死后陷入权力斗争的国民党政权，多数工人的手段与目的都十分温和，组织也不健全。就罢工的要求来看，多数是“顺法维权抗争”，工人只是希望依据劳动法，争取最低工资与依法计算加班费。这一年台湾的实质工资成长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八八工潮”最大的影响，是让台湾工人发现了自发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工人开始在国民党之外发展“自主工会”，国民党当局大为紧张，贿赂收编、搜捕与起诉事件不断发生，曾茂兴等多名积极分子被判刑。
然而，台湾的学生运动与民主化带来了工会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1991年底台湾的立法机构全面实施普选，成为台湾由“自由化”转向“民主化”的转 折点，基层工会加速摆脱国民党的收买或控制；另一方面，工会干部认识到劳动法令的局限，从 “顺法抗争”走向了 “修法抗争”。
自主工会的发展与反对党的地方执政息息相关。1994年，在民进党执政台北县的默许下，台北县产业总工会突破法令限制而成立，随后，台北市在陈水扁市长任内，展开产业总工会的组织。1997年，各地产业总工会纷纷设立，与国民党主导的总工会系统相抗衡，并且把矛头对准了国企私有化政策与社保制度改革。
社会政策与私有化冲击
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受薪阶级仍然没有象样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与退休年金。一方面，国民党李登辉在选举压力下展开社保改革，推动全民健康保险，工会发起一系列抗争，成功地将健保的劳工分摊比由五成压到两成，工会也可以参与监督社保基金的决策。此外，修改劳动法、协助银行业等成立第三产业工会，都成为工会组织与政策的主题。
最惊人的组织发展，来自国民党推动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所造成的反弹。台湾的国有事业与企业多是油气、水电、交通等员工动辄上万、垄断性的大单位，工资与福利受到单位保障，但是私有化之后面临裁员与减薪的压力。
1990年代中期，这些超大型国企的员工领袖，为抵抗私有化政策展开串连，提出公用事业应该维持政府管制、不该沦入私人垄断的看法，这种 “反财团、反垄断、反官商勾结”的要求，也获得部分舆论支持，国民党工会干部却进退失据。电信、石油、电力等企业的工会纷纷成为自主派，最后，多数国有的银行员工会也形成全岛性的联合会。
然而，自主工会增加并不代表维权“上访”争议消失，事实上，官方处理的劳动争议仍持续增加，全球化更导致严重的中壮年工人失业潮。虽然劳工行政机构逐渐趋向依法行政、保护劳工的立场，基层工人组织工会时仍然受到资方压制。恶性关厂与资本外移的冲击，更成为私营制造业工会的恶梦。
后民主化与全球化转型期
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导致政党轮替，是年5月1日，全国产业总工会在陈水扁的承诺下成立 (当时陈水扁与宋楚瑜都签下竞选承诺，只有连战未同意)，这个政策，突破了旧工会法中总工会垄断一切的法令框架。至此，多数工会已经全面自主化，告别了国民党干部与工会干部不分的状态，在政治上，也与不同的党派结盟，与美国或欧洲类似，工会与资方在立法院形成彼此利益冲突的游说团体。
台湾民主化之后，总工会系统的组织发展，或多或少与政治上的蓝绿分化有关。全国产业总工会包括了多数的自主工会，基层组织与抗争经验较丰富，与民进党关系较深，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丧失行政资源的情况下，所属的工会分裂成7个工会组织，最具实力的全国总工会也面临转型，从过去压制反国民党活动，变成积极反对民进党政府的工会。
整体来说，台湾的工会体系，逐渐走向制度化、多元化与政治结盟重整的阶段。对此，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新政府分化工会的阴谋，也有人认为是政治自由的必然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工会取代了劳工维权NGO的地位。台湾的社保体系，也有朝向日本或德国式 “劳资政”三方协商的发展趋势，只不过在全球化冲击下，工会更为弱势。
对台湾的工会组织来说，全球化的冲击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台湾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从五成掉到三成，产业外迁到大陆与东南亚是主要原因。第二，本地就业结构中的底层，被全球移民劳工取代。第三，台湾当局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下，政策倒向大财团与私有化，也会打击工会组织。
陈水扁时代的工会发展
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陈水扁政府的意识形态左右摇摆，导致与自主工会领袖在维权时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有所动摇。例如2001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下，工会所推动的社会民主与劳工福利的政策方向，被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推翻，使陈水扁政府遭到外界严厉质疑。
此外，2000年到2004年间，在工会组织与NGO的持续压力下，民进党陈菊担任劳委会主委任内，推动了两周八四工时法案(原劳动法为一周四八工时)，两性工作平等法、失业保险与劳工退休金立法等，对健全社保制度不无贡献。但是引进外籍劳工政策却成为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温床。
台湾当局为了调控国际劳工输入，将管理外劳的责任赋予少数特许的中介业者，形成中间剥削。在高雄市捷运(地铁)工程中，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涉及收受中介的华盘公司贿络，使该公司获得政府特许的利益，华盘公司则从外籍工人身上扣款，宿舍与伙食条件极差。2005年8月，来自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外籍劳工对长期的剥削忍无可忍，千余人对宿舍纵火发动抗争，最后与警方谈判和平落幕。高雄捷运外劳弊案揭露了民进党政府的政商关系阴暗面，使得谢长廷内阁多名成员下台，也令连任的陈水扁形象受到重创。
为了提振2008年的选情，苏贞昌内阁开始提高台湾劳工的基本工资，通过一些有利劳工与工会组织的法令，然而陈水扁家族的贪腐案已经连续爆发，虽然台湾南部工农阶级集中的地区仍然支持民进党，北部都会中产阶级对新政府彻底失望，致使民进党政府在选战中大败而黯然下台。
全球化与青年贫穷化的趋势
在马英九总统执政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重创台湾经济，选民期待国民党政府偏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能刺激景气，但台湾的失业率与贫富差距仍在后续两年创下新高，2010年的两岸贸易协议ECFA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本土厂商面对大陆低价商品竞争，贫穷率与失业率难以下降，受害的弱势族群主要是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农民与低技术劳工。
虽然经贸自由化的冲击持续削弱了工会组织，上述青年与工农阶级贫穷化的趋势很快就影响了政治行为。2012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虽然败选，却也以“公平正义”的要求赢得不少工农与青年选票，不仅恢复了民进党的基本盘，也在台湾的政治版图上首次提出具有左右派阶级战争意味的选举主轴。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的阶级分化与世代冲突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
（本文修订自《南风窗》2007年第9期。）
林宗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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