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坚船利炮”的大国观可以休矣

作者：信力建 

近代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开大门，还因此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段惨重的历史给了国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所谓大国强国就是那些在军事上武器先进士兵出众的国家——一句话，拳头硬的是大哥！就农耕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初而言，这种“坚船利炮“的大国关有其合理之处：譬如，元朝，其主体蒙古族在文化上乏善可陈，然而就因为它的蒙古铁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它也就顺利地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雄视千古的大帝国。灭了中国明朝的满清也是靠了“八旗”雄师，竟将不知比它文明多少倍的中原骑在胯下，为所欲为。至于工业文明之初，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闯为所欲为的历史，我们就更感同身受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观念在工业革命的50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落伍，成为不折不扣的昨日黄花。事实上，世界形势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从那时起，就基本实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建构，这个经济结构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以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经济运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作为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功能。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不同地区都朝着同一个中心点看齐，“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划分出若干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换言之，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不再是它在军事上的强弱，而是它在经济上的穷富。

因此，处于世界经济体中心的国家是强势的，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是弱势的，不得不受制于中心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拥有辽阔的国土或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它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力，其国力在本质上仍然是弱小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世界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发展的成功，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实质性变化，即是否进入结构的中心，否则，即便在某一阶段某些领域取得高速增长，某些显示外在国力的指标令人瞩目，只要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达不到中心区域的高度，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处于受支配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因此，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其“落后”不仅在于比较先进国家的相对实力差距，更主要体现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滞后上，而改变落后状态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跨越社会转型的门槛，提升社会发展的层次，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的先进性是一个国家崛起于现代世界的本质性标志。

我们不妨看下正面的例子。比如欧洲，欧洲是世界上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区，它也曾经历了长期的列国纷争、群雄争霸，直至走向世界大战。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书写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历史的角色。然而，二战后，西欧国家痛定思痛，选择了超越国家主义、走向欧洲联盟的发展道路。50年后，这条发展道路的成就已不言而喻，原本在霸权争斗中失利的国家现在凭借欧盟的整体实力和欧洲社会的先进性稳定地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欧洲也同样发挥着中心国家的作用。欧盟的经验说明，社会的发展不是必然地与“强大国家”概念等同，反之，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必须以先进的社会为支撑。人们曾经说，英国、法国衰落了，德国战败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但曾几何时，欧洲又崛起了，当然，它不是以恢复英、法、德昔日的霸权而崛起，而是以一个整体的先进社会(或国家群体)而发挥着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这种大国(或区域)崛起的范式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整合性的，因此它能够避免陷入国际政治逻辑中的“安全困境”，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德国，二战前的德国是不完全的自由经济，国家干预的程度较欧美为深——尤其是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更是将整个社会经济纳入了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中，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也。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不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个阶段的弊端之后，美国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民主化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德意志人民对自身民族的反思和反省，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吸收外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使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基本上处于相对同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基本观点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保证这种制度的执行，并采取措施缓和竞争引起的社会矛盾，防止产生专制、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卡特尔化所带来的私人垄断。经过民众的多数投票，西德选择了这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结果德国经济在欧洲异军突起，统一后的两德更在欧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在世界上也是公认的大国。然而，在军事上，因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它遭受很多限制。其军事力量不要说跟美国、俄罗斯比，就是跟中国印度比也相差甚远：它甚至连军机都是购买外国飞机而且都是欧洲的机种。

又比如亚洲的日本，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迅速被清洗掉军事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1945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精神，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日本很快焕发出活力，在迅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老二。我们也看到，一些现代国家因为摆脱不了“坚船利炮为大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幻想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来成为说一不二的世界大国。他们以为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由军事力量，并表现为国家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因此，这些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国也有可能利用其国土资源并通过集中国力建设起强大的外向性威慑力，从而取得国际事务的支配权。然而，事实却是：当这种类型的霸权即使建立起来也是暂时的现象而不可能持久，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惯性会驱使国家主义的目标不断强化，最后超出了社会的承载力而暴露出外强中干的落后本质。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苏联。作为一个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它在战后迅速成为唯一一个可以跟美国叫板的军事大国。然而，在与西方先进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上，苏联却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领土最为辽阔、国力堪称强盛的大国，其中心国家的地位似乎是自然天成；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内部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落后又使它难以成为主导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尤其是在争霸战争失利而暴露其内在的落后本质时，这种矛盾更为凸现。更为可悲的是，它的最后垮台，也跟这一迷信军事的落后观念有密切关系：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为了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可能发生的美苏核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已经制订了《总统战略防御倡议》，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反弹道导弹多层综合防御系统，用以在可能发生的核大战中拦截并击毁对方发射过来的弹道导弹，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由于这一计划所设想的核大战主要是在外空进行的，因而又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月3日，美国正式公布了这一计划。然而，据美国中情局2001年公布的解密文件显示，“星球大战”计划原来是场骗局目的就是为了诱惑迷信军事可以决定一切的苏联人与之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从而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拖垮。事实上，美国也达到了目的。分析认为，虽然苏联解体并不在里根任内，但却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功劳”，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他未发一弹在冷战中赢得胜利”。

所有这些正反例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现在世界大国的标准不再是军事上的强弱，而是经济上的穷富。毕竟，现在已经不是“竞于力”的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