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
美国西新墨西哥州监狱位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市西部约70英里远的内陆沙漠地区，监狱不远处的格兰茨曾是一个依赖服刑人员开采铀矿的新兴城市。
监狱塔楼的顶部是一个玻璃房间，装着百叶窗，天花板处的曲柄把手可以控制探照灯。地板上的盒子里有一些催泪弹，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催泪弹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塔楼下方监狱裙楼是座六面体建筑，周围以高耸的铁丝网隔离，铁丝网顶端的锋利金属丝在沙漠日头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监狱东面的Mt. Taylor终年被积雪覆盖，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往西面极目远眺能看到Zuni山脉。
去年4月份某天清晨，Kent Kiehl医生大步穿过监狱停车场入口，他边走边说：“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到达大门口，整个监狱的人都会知道，我来了。”这位犯人们口中的“大夫”那天穿蓝色外套，系黄色领带。他个子很高，宽肩膀、身板结实，褐色头发梳得很整齐。比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头衔，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学足球运动员。
不过他只要一开口，就立刻又变成了学校里博学的好学生，他嗓音极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和那粗犷的说话方式一定会让你震惊。
年仅38岁的Kiehl已然是全球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一种被称为psychopathy的“冷血症”。北美监狱中有15%至25%的犯人患有这种精神疾病，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全人类成年男性中有1%患有此病（女性患者的比例则小得多）。
“冷血症”患者们不会像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那样表现出狂热、歇斯底里或焦灼紧张的情绪，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和悔恨心，心理学家称之为“严重情绪冷漠”。比起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它更为隐蔽，也更难描述。由于冷血症缺乏易于解读的症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其诊断标准和诊断方法的辩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没有将“冷血症”明确定义；却用A.P.D“反社会性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一宽泛的术语将之涵盖。
目前，专家们对“冷血症”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达到什么共识。包括大范围双胞胎研究在内的大量证据显示，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nent)扮演了一定角色。然而缺乏关爱的家庭比那些充满亲情、教育良好的家庭更易引发“冷血症”。
“冷血症”可以像血压那样被用数字来衡量；也可以像白血病一样被分类。研究人员们争论的焦点是，测量方法是应该集中在被试的具体行为上，还是应该包含对被试人格特征的分析，例如欺骗、油滑和不知内疚等。唯一令每位研究者都同意的是，“冷血症”很难治疗。
对某些研究人员来说，“冷血症”这个词与犯罪行为和大众文化形成了长久和负面的关系：开始是改编自真实犯罪事件的纸张小说，发展到现今如CBS“犯罪心理”的电视节目，还有Thomas Harris（《沉默的羔羊》作者）和Patricia Cornwell（以一系列法医探案小说闻名）等作家们“推波助澜”。“冷血”这个词饱含了负面、恶毒元素，使得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全都带上了诡异色彩。
精神健康部门对冷血症研究进展的漠视令Kiehl受挫，他说：“想想看，犯罪引发的经济损失每年都是天文数字，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四十岁前平均因四起犯罪行为而获罪，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将冷血症划入科研范畴。而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投入资金则多了上百倍，其实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犯罪比例要小得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看作受害者，而冷血症患者却被认为是施虐人。对前者，我们倾注同情心；而对后者，我们却将他们锁起来。”
2007年1月，Kiehl把便携式fMRI（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带进了监狱——这可是第一个安装在监狱里的fMRI。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监狱内招募到好几百名志愿者加入研究工作。
Kiehl希望扫描得出的数据能证实他06年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他认为引发冷血症根本原因是脑内“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的受损或缺失。“旁边缘系统”是一个大脑区域网络，自眶额叶一直延伸到后扣带回皮质，这个系统与人类的感情处理、抑制作用以及注意控制有关。
Kiehl梦想着有一天能扭转大众对冷血症患者的态度并且最终找到治疗的方法：“假如你能将相关脑区域准确定位，那么就或许能找到治疗那个区域的药物；即使你只治疗了那个区域中百分之五的毛病，诺贝尔奖也是囊中之物。”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关押了406名犯人，他们的服刑时间少则一年，多则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新墨西哥州使用数字1至6的编排方式来标明犯人们的暴力程度（6指代暴力程度最高），Kiehl工作的监狱内的犯人们暴力指数涵盖了从1到5的范围。
尽管并非所有冷血症患者都很暴力，但大部分人的暴力指数被编为4、5、6。不像许多学院派的冷血症研究者，Kiehl花很长时间同他的被试共处。他告诉我：“在会议中遇到同事们时，他们总喜欢问我‘冷血症患者看起来怎样？’这群人花费二十年研究冷血症，却从来没见过哪怕一个病人。”
比起监狱里冷血症患者的人数，散落在社会群体中的患者数字要庞大得多，假如1%的概率正确的话，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冷血动物”。一旦脱离监狱环境，这种病症在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被发现或确认。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十分成功的“社会精英”，有着体面出色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除非触犯了法律或者被犯罪行为评定系统给盯上，否则他们压根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的典狱长Anthony Romero在会议室向Kiehl展示了几样从犯人那儿没收的东西，有手工制的剃刀和简陋的纹身所用器械等等。
典狱长Romero解释说，Kiehl不仅用扫描仪研究冷血症，同时也衡量滥用药物者在治疗过程中大脑的依赖程度变化，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出资、Kiehl主持的。
犯人中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90%(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块头太大而找不到适合的扫描舱)，作为一项“附属福利”，Kiehl为志愿者们提供脑部临床检查（他在5%的志愿者脑部找到了之前未被发现的肿瘤）。
Kiehl以志愿者们脑部影像照片作为占用他们时间的报酬（西墨西哥州监狱规定监狱劳动力报酬为每小时1美元），犯人们还可以把脑部扫描成像张贴在自己牢房里。典狱长Romero说“犯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谁的脑子最大的笑话”。
扫描仪封装在一辆牵引式挂车里，车子停在服刑犯资料中心库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跟随教官穿过庭院来到供犯人改造用的侧楼，侧楼中间有一大片公共区域，四周围绕着一圈双人牢房。
犯人们都在自己牢房门口肃立，有些人手上还拿着拖把和扫帚。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牢房，一眼就看到在这间牢房服刑人员的脑部扫描成像，已经卷了边的扫描图上显示着黑白双色的粗糙图像，被钉在书桌上方。
随后我们走过牢房通道，从另一头的门出去，其间经过的一副巨大的海报，上面的一行字被划了线：“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无力给自己提供庇护。”教官带领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参观，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除了用来接待Kiehl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学生们探访精神疾病患者之外，也被用作“药物滥用”研究项目的会议室商讨工作。Carla Harenski是由Kiehl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她曾在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接待过一名犯人，那位犯人身型魁梧，脖子上留着刺青。同所有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一样，Carla的那间办公室也装着防止犯人突然发动攻击的求救按钮。
为了区分出监狱志愿者中间究竟哪些人患有冷血症，Kiehl和他的学生使用了一套修订版的“冷血症症状量表”（PCL-R）。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根据其常年在狱中对冷血症犯人们所作的研究而设计的。
Robert Hare是Kiehl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本人亲自教授Kiehl如何使用这套量表。研究者们通常会与犯人面谈三个多小时，然后将犯人的记录和个人历史与他的陈述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会依次对照20个项目为研究对象“评分”，比如寄生状态，病理性谎言，欺诈行为，无聊倾向，情绪浅薄，移情缺乏，冲动控制障碍，放荡行为，无责任感，青少年犯罪记录和犯罪类型多样化，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趋势，并根据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特征明显程度用数字0、1、2来标注。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同意，测试对象的评分若大等于30分就被看作是患上了冷血症。Kiehl说：“有的人得分35或36，他们明显异于常人。这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哈，逮住你了，你就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原因。’”
最近Harenski与一名评分高达38.9的犯人进行了谈话：“他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欺骗了。” Harenski告诉我们说：”这个犯人描述犯罪过程的方式如此令人着迷，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哪怕当他讲到一些恶心的事情。”
心理学家Reid和M. J. Meloy组织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精神健康及刑事犯罪方面的专业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曾在与冷血症患者面谈时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感。两位Meloy认为，这种反应可能源于古老的物种间猎食反应系统（intraspecies predator-response system）。然而现年30岁的Harenski却不在恐惧者之列。他补充道：“我只是觉得兴奋。我对自己说‘哇，我逮到一头真正的冷血动物’。”
大厅尽头有一扇门通向挂车停放的地方，挂车内部有一片小的休息区可以落座，电脑显示器和硬盘驱动器安装在中间的操纵台上，fMRI扫描舱位于挂车尾部，扫描舱表面盖着白色模制塑料。
Keith是Harenski的丈夫，在Kiehl的实验室担任MRI主技师，负责在研究过程中操纵扫描仪。通过电脑屏幕能看到被试脑部的扫描状态，志愿者们躺在那儿，旁人只能看到他套着脏兮兮袜子的脚从扫描舱里伸出来。
Kiehl和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出了两套测试题，或者称之为“任务”，两套测试分别建立在“字本位”和“图本位”的基础上。Kiehl说他已经尽量避开设置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用经典的“电车困境”（译者注：trolley dilemma：一辆行驶的有轨电车奔向5个人，如果按目前的状况继续行驶的话，这5个人都会被撞死。拯救这5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扳动道岔，使该电车被切换到另一副轨道上去，这样的话只会撞死1个人而不是原来的5个人。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这样做，即牺牲1个人而救5个人。）问题去拷问志愿者，是否会选择为了救5个人而牺牲1个人的性命。冷血症患者很难理解这类问题的用意，即使理解了，也可能不会认真作答。
“要尽量降低志愿者和你‘捣浆糊’的可能性。”Kiehl说，“同时让对照组完成同样的任务，对照组包括一名没有患上冷血症的犯人，和另一名并非来自监狱、但在智力和教育背景上与犯人们相似的个体，然后，‘字本位’测试就可以开始了。研究者们向犯人志愿者展示一系列词汇和短语，并让他们评定这些词语是否违反道德。短语一般有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相当于“和你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之类明显违反道德的字句；第二种则是类似于“堕胎”这样模棱两可的短语；还有一种就很中性化了，比如“听取他人意见”。
电脑软件不仅捕捉犯人志愿者的回答，同时也对他们做出选择所花的时间进行计时。成像技术还会捕获脑中负责做决定的区域，并记录该区域神经元在测试过程中的活跃程度。
脑中的神经元在“发放”时会消耗氧气，血液里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细胞则会补充氧气。当成像技术捕捉大脑横截面非常微小且飞速运动的一系列”脑薄片”时，扫描仪的磁体就会把血红蛋白里的铁分子临时调整排列。磁体具有超导性质，这意味着其工作温度非常之低（零下269摄氏度）。
这台机器装有液氦冷却系统，不过万一系统故障，磁体就会“失超”。“失超”是每一个MRI技师的噩梦：买一个新的磁体得花费两百多万美元！
测试的时候志愿者戴上一个缠绕着线圈的头盔以收集磁数据，头盔里面的投影设备向志愿者展示测试用的词汇。另外还有一个通过志愿者的手汗测量“皮肤电传导”的传感器。
在扫描仪绘制功能性成像时，机器会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哔哔”声，并以一声响亮的钻孔声结尾。而到脑部剖析扫描的时候，机器又会发出低沉、快速的打击音，像是有颗金属的心脏在跳动。志愿者在此过程中交叉了一下两只脚踝，然后分开，又动了动他的脚趾头。
冷血症可以追溯到《圣经》里杀害亲弟弟的人物——该隐，尽管这类人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中更为普遍，但他们其实在所有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尤皮克爱斯基摩人（Yupik Eskimos）有一个专门的词——kunlangeta来形容那些说谎不打草稿、喜欢欺骗、偷窃并且擅长诱拐女人上床的“高手”们，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Jane M. Murphy于1976年对此做过研究。她问一名爱斯基摩人，群体成员一般会怎样对待kunlangeta。那名爱斯基摩人答道：“趁别人不注意，有的人会把他从冰面上推下去。”
法国外科医生Philippe Pinel在1801年首次把此种病症引入临床医学范围，他称之为“非谵妄性躁狂症”（mania without delirium）。19世纪早期，美国外科医生Benjamin Rush记录过一种“道德感紊乱”的情形，患者既没有妄想症也没有精神病，然而他们深深沉浸于反社会行为无法自拔，并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Rush注意到，这种情形会在患者生命早期就开始呈现。
“悖德狂”（moral insanity）这个术语在19世纪中期流行开来，并曾在美国和英格兰广泛地用于称呼那些无可救药的犯罪分子。“冷血症”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受折磨的灵魂”）1880产生于德国。1920年代的精神病医生们则给那些他们无计可施的、缺乏良知感、暴力且反社会的罪犯们按了个统一的名称——“构成性冷血低劣症”（constitutional psychopathic inferiority）。
1930年代末期，美国精神病医生Hervey Cleckley开始收集他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工作时诊治的某一类病人的数据。这些病人来自不同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却来自当地声名显赫的家族。Cleckley想要为原先模糊的“构成性冷血低劣症”找到精确定义，并将这种病状与其它精神疾病区分开来。
他最终分离出了16条被他称为“主要”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Cleckley在其1941年所著的《神志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中这样形容了冷血者，他的这本著作已经成了这门现代科学的基础。Cleckley解释说：“尽管他们谈吐风趣，举止聪明迷人，但他们手里都拽着等你上钩的诱饵。”
Cleckley强调了他的研究对象们虚伪、掠夺的天性，说这些高度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完美地伪装成情感正常、高智商以及有社会责任感”的“冷血动物”。这种伪装在现实社会中不仅能蒙混过关，甚至可说是天衣无缝。Cleckley强调，他们自私的行为同时也是拜“胜者为王”式美国文化的熏陶。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精神病学专家都不想和“冷血症”扯上关系：首先，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好些研究报告中都显示谈话治疗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反而让情况更糟糕，因为谈话会让这些病人学会应对周旋的技巧。
目前还没有任何手段能清楚地衡量与这些症状有关的人格特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根据犯罪纪录来评估对方的行为是否符合“冷血症”症状。
最后，“冷血症”这个词的着眼点是个体内部的病变，这有悖于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思潮，即认为社会偏差应该从外部寻找原因。1930年，由心理学家G. E. Partridge创造的新词“社会病态”开始流传开来。1958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蟑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用“社会病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来形容这类症状；1968年又把这种病症更名为“一般性反社会人格障碍”（general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Cleckley的书最终失去了市场，晚年时的他形容自己好像“旷野中的哭喊”。他死于1984年，后世的人们记得他，多半是因为他与Corbett Thigpen合著的描写多重人格症的《三面夏娃》一书。
1960年，Robert Hare接手了一项工作：在温哥华市外20英里远处的一间重兵把守的监狱担任驻守心理医生。上任第一天，就有一名深色头发、又高又瘦的犯人走进办公室说：“我说医生，工作咋样？听着，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后来Hare医生记录了这次会面：“他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吡卜作响，他看我的眼神如此直接而犀利，都让我怀疑我以前是否真正地这样去看过一个人。”
Hare问这个被他称为Ray的犯人遇到了怎样的问题，“犯人掏出一把刀在我鼻子前摇晃，整个过程他都微笑地看着我。” Hare回忆道。他在1993年出版的《灭绝良知：我们周围冷血症患者的纷扰世界》（Without Conscience: The Disturbing World of the Psychopaths Among Us）中提到了这件事。Ray告诉医生，他本来打算将这把刀用在另一个犯人身上，因为后者曾向他的“被保护人”示好，在监狱的黑话中，“被保护人”指的是同性恋伴侣中被动的一方。
在Hare驻守监狱的八个月中,Ray虽然从来不曾加害，却成功地操纵了他。两年半后Hare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假释出狱的Ray还试图用假造的成绩单在哥大登记注册。
驻守监狱的那段日子，Hare对冷血症的文献还不熟悉。那一年年底，Hare举家搬到了安大略省伦敦市，在西安大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Hare在东部旅行时，有一次下山途中刹车失灵，他回想起Ray曾经在监狱的修车场里动过他的车）。
Hare的论文重点研究惩罚机制对人类学习和表现的影响，有一天在图书馆，他发现了《神智健全的面具》这本书，读了Cleckley所写的案例后，他把自己想像成Ray，以及他在重兵把守的监狱里头所遇到的另几种犯人。这些人真的是冷血症患者吗？第二年开始，除了阅读Cleckley的著作之外，Hare还阅读了Cleckley综述的早期文献。1９６３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温哥华，并且为自己制定了此生的工作目标：研究冷血症，并制定一份冷血症病状量表，这就是此后Kiehl用到的２０项诊断标准。
多亏了这份量表，在不同地域工作的科学家们才能自信地判定他们各自的被试可以归入相近的类型。
ＰＣＬ在法庭上也有了多种用途。整个加拿大的假释委员会在听证时都会使用PCL，美国也在越来越倚重PCL。在美国允许执行死刑的３７个州，检方通常会在法庭对死刑案件量刑之际上呈被告在冷血症量表上取得高分的事实，以作为量刑时的“加重因素”。
冷血症评分同样被用于儿童监护案件，被判高分也许会导致父母中的一方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眼下，Hare在冷血症研究领域享有极高权威，他指导过的学生们已经在加拿大监狱管理系统担任重要行政职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Hare之后两代的冷血症研究者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
Kent Kiehl八岁的一天，他那位在《塔科马新闻论坛报》（Tacoma News Tribune）任编辑工作的父亲Jeff，在家中谈到当地一位名叫Ted Bundy的人：“据说就是这个街头小混混杀了那些女人。”Bundy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搬到塔科马港，他因对至少30名女性实施性侵犯和谋杀而在1970年代臭名昭著，然而他的外表看起来却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他曾经获得过两封对他极尽赞扬的推荐信，一封来自他曾经就读本科学位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信中形容他“非常地聪明，风度优雅，积极性高，并且为人正直”）；另一封是来自与他共事过的华盛顿共和党理事Dan Evans。讨巧的外表，迷人风度和出色语言能力，让Ted Bundy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猎手”：他于1979年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并获死刑，之前他在塔科马港那一带人们的心中都一直是无辜的，Bundy在1989年于佛罗里达被执行死刑。
Kiehl的父亲是个体育迷，但他长年受一种肌肉萎缩症的折磨而行动不便（Kieh2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爸爸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成为大学足球队一员。” Kiehl也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在Washington Huskies大学5万名“粉丝”面前踢上一回。他后来上了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并在几千人面前踢球。他决定向医学发展并且登记成为预备医师之后，再也无法平衡学业和体育爱好之间的关系。大二时一次膝关节受伤后，Kiehl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Kiehl选修了一门心理语言学专家Debra Long教授开设心理学课程，Debra Long同时也是他的学业导师，Kiehl很享受他和Long对情绪处理和脑所做的研究。
Long教授问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Kiehl回忆道：“我对她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干坏事，他们怎么会变成那样的，就像Ted Bundy。而且我也想研究脑。” Long教授给出的建议是，Kiehl应该把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冷血症。
Kiehl根据他对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485名本科生调查所得的数据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他分发给学生们Hare的冷血症量表让他们填写。最后他发现，有冷血症特质的人中间，破坏性行为所占比例极高。
Kiehl早年在冷血症领域接受训练时，正赶上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的出现，Kiehl是个电子产品迷，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实验所需的计算机技术。最早期的技术是用来衡量事件相关电位(简称E.R.P.)的，它可以通过使用镶嵌了电极的帽子来绘制脑部活动情况的图表。
1991年E.R.P.系统在温哥华监狱的使用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Robert Hare和两名研究生向公众展示了冷血症患者与普通人之间处理“爱”“恨”之类词语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在Bronx V.A.医学中心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Hare、Joanne Intrator等研究人员发现，冷血症患者的脑在加工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使用的部位与一般人都不同。
常人在处理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脑活动集中在中脑的边缘区域，因为那是处理情绪的中心；而“冷血症”患者们脑活动的中心却是大脑前部专司语言的部分。Hare解释道：“看起来他们只能从语言角度来理解感情色彩词语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理解歌词，但无法理解曲调。”自那时起，脑成像就开始主导认知神经科学，尽管它在冷血症的研究中应用得还并不广泛。迄今，冷血症的fMRI研究巩固了这项技术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种模型。Kiehl曾经研究过这些理论，那时，他正在Hare设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一些科学家认为，冷血症患者受严重且广泛的注意力缺损之苦，因此，他们总是会暂时忘记特定反社会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后果。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系主任Joseph Newman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模型基于传统研究方法，如，用大脑受损的老鼠进行实验室研究，以及用著名的纸牌游戏对人类进行研究。在纸牌游戏中，玩家会逐渐开始输钱，控制组的玩家在所得减少时就会停止，而冷血症患者只关注选了下一张牌后的结果。对冷血症的另一种假设是，患者缺乏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更关键的是缺乏道德恐惧感——对惩罚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avid Lykken开此项研究的先河，现在已经有James Blair, Christopher Patrick等人领过了接力棒。这个模型的最新假设是：冷血症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所致。杏仁核是位于中脑的一束杏仁状的灰质，它是负责情绪加工的一个脑区。
当Kiehl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Hare将他派往附近新开的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Kiehl事后回忆道：“Bob说：‘有个刚开的监狱，住着最糟糕最糟糕的囚犯——你可以在那儿工作。’于是我提交了做E.R.P研究的申请，见了监狱的精神病医生Johann Brink。他说，‘我给你找了这间办公室，这是你的钥匙，那边就是囚犯了’——这就是对我的培训。他们打开门，有五十个纹着纹身的家伙看着我。第一周，我和一个连环杀手面谈。他告诉我他杀了十六个人，还描述是如何把他们切碎的——当时我就隔着桌子坐在那家伙对面。”
Kiehl对一个在PCL上得了“满分四十分”的囚犯印象最深，我管那个囚犯叫George。George来的那天早上,Kiehl正在监狱。经过一番处置，George脱得一丝不挂，在倾盆大雨中走过牢房外的路。“我新来的，”他后来跟Kiehl解释，“我想立刻证明，我是个疯狂的混蛋，离我远点。”George详细讲述了他罪恶的过去。他自儿时开始犯小错，十七岁被判纵火罪。九十年代早期，他因为非法入侵住宅在监狱待了十八个月，之后搬回去与他妈妈同住。一天，俩人吵架，她拿起电话呼叫警察。“伙计，你能相信吗？这婆娘居然有这胆子。”George问Kiehl。他用电话线缠住母亲的脖子，将她勒死。“然后我把她扔下了地下室的楼梯，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于是我找来把菜刀捅她，她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声音，我猜是气体在往出蹿，但我不确定，所以我抓起一个大丙烷气罐把她的脑子砸出来了，”然后，他离开了三天。“我回来时，房子发臭——臭气熏天。”他用漂白剂清理了整个地下室，裹起他母亲的尸体，塞到她汽车的行李箱里，开进了山。
路上,一个警察拦住问他是不是喝醉了。George说自己只是在找地方方便。警察给他指了条土路，George就开过去把尸体留在了林子里。结果，他抛尸的地方是一片松树甲虫猖獗的山区，几天后一个林业员发现了尸体。“该死的松树虫子”George忿忿道。一开始，警察在房子里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George忘了清理溅有血迹的甲烷气罐。当他被定为误杀罪并判处终身监禁时，George只是笑了笑。
Kiehl本想扫描George的脑。但fMRI机器通常在医院或神经科学中心，将囚犯从牢里送到机器跟前又复杂又花钱，需要周密的安保措施保证人员安全、防止罪犯逃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Kiehl已经因为扫描罪犯的困难和那些科学家得要处理的小数据样本屡次受挫了。“你会想有800个被试，而不是8个。”他说。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八年里，Kiehl只扫了五十来个囚犯。之后在耶鲁大学作副教授的七年中，他扫描了约两百名曾是囚犯的人，不过只有一部分的PCL得分高。
从1993年开始，Kiehl就在想补救的法子：一天在温哥华的高速公路上，他开过一辆侧边写着“移动MRI机”的卡车。“当时，我就想，嘿，要是在监狱有上这么一个该多好，”Kiehl说。当时，他对搞到扫描仪需要的两三百万美元没抱什么希望。最终，2006年，新墨西哥大学找他商量把实验室搬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事。
Kiehl在新墨西哥大学被任命为副教授，和阿布奎基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的主要研究者。该组织按他的要求，购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轻便式扫描仪。2007年1月这部机器安装在了新墨西哥州惩治所（the Western New Mexico Correctional Facility）,在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资助下，Kiehl开始了扫描。“目前，我们已经在总共一千个序列里扫描了五百多囚犯了，”他告诉我。“四个月里我扫描的精神病态者数是之前工作中总数的两倍。”
今天，Kiehl和Hare有着互补但复杂的关系。Kiehl称Hare为导师，还认为自己是在通过研究冷血症的神经机制对Hare的量表进行证实。Hare则对把fMRI当诊断工具不那么热衷。“有人说，某种意义上，这是新的颅相学，”Hare说。十九世纪，颅相学通过查看脑袋上的隆起判断人的精神特质，它早已坏了名声。“只不过这次隆起在里头罢了。”（Hare本人是脑成像技术的“强烈支持者”，但是他提到，单靠扫描永远是不够的。）Hare认为自己是多面手，觉得Kiehl更像是一个“数据控”。Hare补充道，尽管Kiehl的急性子让人敬而远之，“但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做成事的原因。”
Robert Hare蓄须、削瘦，超然的作派似猫一般。他今年七十出头，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荣誉退休。我五月份在奥巴尼的一家霍姆伍德套房（Homewood Suites）宾馆见到他，他在那里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精神病及其量表使用的研讨会。会议的发起者是纽约州心理健康局性罪犯教育与治疗办公室。（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s Bureau of Sex Offender Education and Treatment）相当比例的性犯罪者都是冷血症患者。针对那些刑期已满但不能予以释放的性犯罪者，纽约州最近开始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筹措一系列特殊计划。
Hare的冷血症量表现在共有三个版本。（一个少年版，一个普通人群版——所谓“筛选版”，用来对没有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每次使用官方PCL评分表，Hare都会收取一笔版权费。整套关于冷血症的文件包中有一本跟书一样厚的使用手册，其中介绍了如何用评价量表，价值263美元。它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奥巴尼（Albany）举行的研讨会是Hare每年要主持的大约五六个会之一。下周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做关于冷血症和罪责的报告；然后去罗马执导意大利宪兵如何使用评价量表，以及如何定义冷血症患者。在奥巴尼，他的听众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其他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
Hare认为自己是在继续Cleckley开创的一项事业——提醒社会注意一项几乎会被继续遗忘的，具有破坏性，代价高昂的精神障碍。法庭经验让Hare知道，冷血症对监狱里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执法者和假释委员会都很重要。和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体打交道的人们，需要工具去识别冷血症患者，并在他们可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做出风险估计。（根据几项国内外研究，冷血症罪犯在释放后一年内重返监狱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三倍。）Mary Ellen O’Toole是FBI的顶尖刑事分析员，她的工作是调查全球最极端、最暴力的犯罪事件，包括连环谋杀、连环强奸、儿童绑架、校园枪击、工作场所暴力、家庭凶杀案等极端和/或异常的暴力犯罪。她告诉我，在调查犯罪现场时，她会利用自己针对冷血症的训练——她也曾到Hare那里受训。她会在调查中寻找那些“符合精神病人行为的特征，比如不思悔过、寻求刺激、行为冲动等。”而调查所得的信息又能在“调查、面谈，甚至对被告的起诉”中发挥作用。
Hare想从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常用以诊断精神疾病——译者注）的整体诊断中，把冷血症从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中区分出来。“这就像肺炎跟感冒，”他说，“它们有些一致的症状，但前者更致命。” 1994年，在DSM第四版出版之前，Hare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研究，它们反映了冷血症和A.P.D的不同。精神病医生John Gunderson领导了人格障碍工作组对DSM的修改。据Hare回忆，John Gunderson曾告诉自己，从理论上说，自己“赢了这仗”。尽管如此，在DSM第四版中，“冷血症”仅以A.P.D的一个同义词出现。（Gunderson说这是机构惰性的表现。）Hare已经在继续跟踪将于2012年面世的下一版的准备工作了，他近来也发电邮给工作组的一位资深成员，询问A.P.D有无任何修改计划。但据他说，回复中并未表态。
Hare出过两本书，将一些冷血症的概念翻译给了普通听众，并尝试教人们如何在自己中间识别“成功的冷血症患者”。在《灭绝良知》（Without Conscience）的引言中他写道：“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你很有可能会和冷血症患者有痛苦的来往。为了你生理上，心理上和财产上的健康，知道如何辨别冷血症患者很重要。”书里写到，容易吸引冷血症患者的职业包括执法，军事，政治，和医药——尽管他强调，这些行业都是有规范和自我监督的。冷血症患者最中意的是商业，Hare说。在他的第二本书、与Paul Babiack合写的《套中蛇：当精神病态者去上班》（Snakes in Suits: 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中，Hare调侃了流行心理学，指出很多特征，像冷酷，缺乏社会良知，一心追求成功，在公司里是可取的，但之外都可能会被视作冷血症。
研讨会第一晚，Hare和我到Smokey Bones吃饭。我们沿着沃尔夫路高速行驶时，前面一个交通灯变黄了。我本想干脆油门踩到底——要不是为了我的乘客的话。后来我还是放慢速度停下来。但身边的车飞速开过，闯了红灯。
“哈，瞧”Hare说，“这么说，那男人可能是个冷血症患者。”那确实是冷血症患者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将十字路口的其他人置于危险中。
但问题是，“冷血行为”——比如自我中心，或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在超过百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身上都有。冷血症特征的这种模糊性会让它看起来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五十年代中期，《无因反叛：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催眠分析》（Rebel Without a Cause: A Hypnoanalysis of a Criminal Psychopath）的作者Robert Lindner将少年犯罪解释为群体冷血症状爆发。Norman Mailer在《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中却将这个说法翻转过来，将嬉皮士看作“哲学性冷血”一样来崇拜，因为他们有鹤立鸡群的勇气。六十年代，社会病态取代冷血症成为主流观点。当下，在我们这个基因决定论的年代，社会又在四处发现冷血症患者，这无疑又会刺激另一些人说，它根本不存在——过度曝光和经费不足的循环将重演。
Hare儒雅、博学。在席间，他将自己对冷血症患者的诊断描述应用在了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由Orson Welles扮演的反面人物Harry Lime就是一例。“亚戈是个典型的冷血症患者。” Hare补充说，“莎翁就是这么写他的。电影和戏剧中他被演的很邪恶，但莎翁不是那么写他的。”(亚戈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塞罗》中的人物――译者注)Hare虽友好但仍对我保持警惕——好几次他都说：“告诉你之前我必须要看你的眼睛。”我们聊起量表。“对量表的现状我开心么？”他反问道。“不，并不总是。拿它判人死刑我开心么？不，我没有。”他也不支持在子女监护权的案子中用量表。然而他相信，当在法庭上用它作出恰当的风险预测时，它的社会收益是远远超过它的缺陷的。Hare拒绝把像Ted Bundy（此君系著名连环杀手，绰号“漂亮诱惑”，以俊美形象吸引异性——译者注）这样的暴力冷血症患者和参与经济犯罪的非暴力冷血症患者区分开。按他的说法，两者都会不择手段。他继续说道：“你能说Ted Bundy比安然公司的家伙们带来了更多灾难么？（指安然公司破产造成的后果——译者注）这么多人没了积蓄，该有多少人自杀，多少声明给毁了啊？”
Hare向我透露，在U.B.C执教时他发现“冷血症研究者最后可能会成为研究对象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刚工作时，他的一名学生是如何与一个囚犯有了性关系。监狱方在牢房中当场捉奸。和Hare当面对质时，那学生“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做过’。”他回忆着。那学生是如此确凿地否认了一切，以致Hare开始怀疑那些他曾信以为真的事。
饭后，我们去Hare在宾馆的房间喝苏格兰威士忌，他给我看了他电脑上冷血症患者视频。“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的眼睛。”他说。“看他们是如何控制你的。” 我们看着“Bruce”, 一个长发、牙齿参差的四十岁男人，描述他是如何在小时候谋杀了他的兄弟。他嘴旁的微笑让我脖子上的肌肉疼痛地抽搐，只有不看屏幕我才能感觉轻松些。
我在新墨西哥时，一天早上，Kent Kiehl安排扫描了我的大脑。我到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报到，穿上了医院的长袍。我将要完成一项视觉任务——对一系列图片就“道德攻击性”在由0到5的量表上打分。
我爬上轮床，一位技术员将内部装有显示器的头盔调整好，然后缓缓将我送进了棺材一样的扫描舱内。有一瞬，惊慌向我袭来。我右手拿着按键装置，一会用它来给图片的攻击性打分。关注我右眼的虹膜扫描仪将在我做决定时记录我注视的图片部位。头盔上传来MRI技术员那抚慰人心的声音，指导着我。实验的主要设计者Carla Harenski则在隔壁房间监督着整个过程。
fMRI机器发出音调很高的飕飕声。我开始看照片。一张是沾满血的小宝宝。我先想到血，然后意识到情景——出生——给它的道德攻击性打了0分。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脸被打得血肉模糊：这个我打了高分。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图片。我打了四分，尽管我觉得我是在做智力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判断。有俩人在足球比赛里不慎撞头，这张图开始得了0分，但后来我把它改成了1，因为也许是犯规呢。我想过故意地答错，像冷血症患者那样。然而我还是如同一个五年级好学生般，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那晚，和Kiehl以及他的三位博士后在学校旁边的餐厅见面时，我拿来了扫描图像给他们检查。精神研究组织给我刻了张盘，我又把图拷到了笔记本电脑里。“在酒吧里看你的脑图像总是不错的。”Kiehl边说边挑出居中的一张切片图。“嗯，看着正常——所有部分都在。”他默默研究了几秒图像。“你的胼胝体看着有点薄，”他说，“等等，这是中央的切片图么？啊，是的。嗯。是的，它是薄了。”胼胝体是左右脑的细长连接物。
“那意味着什么？”我问。
“不确定。”Kiehl说。“我们需要你的完整病历来解读它。”他说他会分析数据再拿给我，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结果。同时，我又严厉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那些道德选择。最终，博士说我没问题。
Kiehl对他的便携式扫描仪有大打算。2008年夏天，为了扫描高风险青年，他将它移到阿布奎基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少年拘留所里。法律上，扫描未成年人比扫描成年人更复杂——被试和他们的家长都得签知情同意书——但Kiehl说他已经成功招到了一百五十名志愿者。利用青少年版PCL，他在这些小孩中确定了五十多个得分超过30的。
虽然心理学家不把未成年人称作“冷血症患者”——他们是“有冷血症特征的青年”——但有相当证据表明，症状出现的年龄早于十八岁；2005年的《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刊登了一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该文作者Essi Viding指出，症状可以在儿童早期检测到。对研究者而言，年轻的冷血症患者尤其有趣，因为普遍认为他们的脑袋比成人更具可塑性。2006年的一项关于专门谈话治疗项目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研究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少年拘留所里展开，它涉及141名在青少年版量表中得到高分的未成年罪犯。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师和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Michael Caldwell报告：一旦获得假释，接受过治疗的少年比控制组的少年更有可能摆脱麻烦。“也就是说”，Kiehl告诉我，“毕竟精神病态是可治疗的，要是你逮得足够早的话。”当然，正如他在一封电邮中指出的，就算面对十分暴力的年少罪犯，我们也得承认，“确知治疗是否奏效的唯一办法，是在刑满之后把他们送回社区中……重新释放后，或许你可以将他们置于一个专门的社区或监控项目中。”
迄今，Kiehl已经用那台轻便仪器扫描了九十个成年冷血症患者的脑。他说，数据证实了他的假设——冷血症和边缘部位的功能缺损相对应。“如果你把冷血症患者的脑图像放在控制组旁边，就很明显了。”他对我说。威斯康辛大学的Joseph Newman对Kiehl的假设总体很感兴趣，他希望用这些新数据改进自己的模型，不过，他觉得目前它仍然“是个相当模糊的理论。”
今年秋天，Kiehl计划将扫描仪搬到Grants附近的一个女子监狱去。“据我所知还没人扫描过女性精神病态者。”Kiehl说。除了在精神病态研究领域，他还可以预测这台轻便扫描仪在很多神经生物学研究上的应用。“你可以把它带到伊拉克，上战场前给他们都扫扫，然后下战场后再扫描，用这些数据可以研究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他建议。共情和道德推理的研究者也会想一试Kiehl的扫描仪，但他们得要付得起每小时五百美金的使用费。最近，世界顶尖的共情研究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神经科学教授Jean Decety前往西部，用那台扫描仪研究了合作项目中Kiehl的一些被试。
当Kiehl和他的同事在寻冷血症的生物标志时，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在试图通过DNA研究找出基因标志了。在最近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中，Guillermo Ponce和 Janet Hoenicka指出：两个与严重酒瘾有联系的基因同样可能和冷血症有关。在神经生物学探索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正在努力进行包括行为、神经化学、药理学以及心理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可以为冷血症建立生物学基础并开发出药物治疗的话，那人们就能很好地接受一个观点——很多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冷血。如Kiehl所指出的：“在五六十年代，要让抑郁症满足治疗标准通常都很难。然而，DSM第四版已经把抑郁症的定义如此泛化，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到达了它的标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药物公司在游说改变标准——因为他们有方子，即那些可以在中度抑郁时帮助人们的药物。这个做法合适与否就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补充道：“中度的冷血症终有一天也会被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治疗的话。”
像研究冷血症领域的很多人一样，Kiehl也明白把冷血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比如，对治疗没有反应的少年冷血症患者，拿他们怎么办呢？对他们的羞辱的影响是深远的。不难想象某天，人们发明了某种犯罪潜力指标，每个人的冷血症风险都在年龄很小时就确定了。Kiehl最近成为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和神经科学项目（the MacArthur Foundation’s Law and Neuroscience Project）的一名科学家成员，该项目就将研究一些神经成像的法律影响。
冷血症同样带来了关于司法的基本问题。我们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有理智的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美国没有针对冷血症患者的精神错乱辩护。）芝加哥大学的Decety这么对我讲：“我们基本上仍然运行在一套圣经式的惩罚系统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罪犯的行为是故意的。但神经科学正给我们展示的是，大量的犯罪源于冲动——罪犯无法自控。这点一旦清晰起来，一旦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司法系统将如何应对呢？” Joseph Newman说：“我四处给监狱的工作人员作演讲，告诉他们囚犯不只是混蛋，然后警卫就上来了：‘很喜欢你的讲话，博士，但你是在说这些家伙对他们的罪过都没责任么？’”
Kiehl希望通过下个十年从众多种族群体中建立起一个有一万名冷血症患者的数据库——男性、女性和少年——数据库包含他们的扫描脑图像、DNA以及病史。这个数据库能像Johnson博士的词典服务语言学家一样，为精神病态的研究者服务——作为初始参考。至于这些数据能否保证人们将精神病态视为一项精神障碍，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Hare说：“仍然需要收集大量被试的生平数据，并把它们都和脑扫描结合关联起来，才能让那些图像有意义。”而且就算到了那时，我们仍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行动起来会不顾良知。
尽管如此，对Kiehl而言，有了轻便式fMRI就像是一个体育梦想变为现实。“有时早上起来，我真不敢相信，一切都有了：扫描仪，实验室，我们在积累的数据。这就像赢了超级杯一样。”
（本文选自科学松鼠会。译者达文西。作者 John Seabrook：科技行业和流行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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