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用“饮冰室”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取《庄子》中的句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与？”对国家与时代的热忱与焦虑，只能靠饮冰来降温。百年以降，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梁氏家族对国家理想的执著，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彷徨，就在“饮冰”的隐喻中反复而悲怆地延续着。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的去世，让我们不得不再度反刍这些冰冷的余味。
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梁从诫这一代人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根本无力企及祖父的高度，不是因为天赋愚钝，更不是因为不够勤奋。梁从诫后来用了一个九斤老太式的进化论来描述家族的理想与困境：“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现在我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
梁启超18岁时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的命运，一意孤行，以举人的身份拜只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而18岁时，梁从诫刚刚过完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梁启超22岁已经参与“公车上书”，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22岁的梁从诫则仍在时代亢奋的旋律中彷徨地寻找未来；梁启超30岁时已经创办《新民丛报》，用自己纵横捭阖的笔力，持续影响着整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年长者，刚到而立之年的梁从诫却只能无声地目睹着父母的一次次失望与恸哭；梁启超在40岁后达到思想的巅峰，梁从诫却在江西的“五七干校”里消耗了最宝贵的10年。梁启超没有见过长孙梁从诫，他不知道，自己的声望于子孙们而言，不仅是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更是无法承受的历史负担。他们终生都要背负着他的名字，因为他而遭排挤，而被批判，而耽搁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与祖父的任性不同，梁从诫几乎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一生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梁启超在52岁时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而直到这样的年纪，梁从诫才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构思自己的将来。
晚年“背叛”
图：梁从诫
叛逆的种子似乎一直埋藏在梁氏家族的血脉中。梁启超的9个儿女，无一人继承他的事业；梁从诫同样没有遵循父母的嘱咐走上建筑之路，父母给他起名“从诫”，希望他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北宋建筑家李诫的追随者，然而，他最终还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转投了历史系。对时代的使命感从未从梁氏家族的肩头挪开，他们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天真地将它们重新背负起来。
梁从诫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收到读者来稿，他第一次发现，以发展经济为名，乡镇企业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情形十分严峻。此后，梁从诫决定投身环保，他在56岁辞去公职，61岁创办“自然之友”，迅速成为一面旗帜。1998年，“自然之友”募集了40万元基金，拯救藏羚羊。此后，保护滇金丝猴，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保护四合院……在与权力和效益的拉锯战中，梁从诫勉力维系着这个民间组织的尊严。人们还依稀记得，2002年《财富》论坛上，70岁的梁从诫在经济巨头们面前拍案而起：“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晚年的“背叛”，梁从诫的一生或许真的乏善可陈。然而，与祖父那杆毫无遮拦的笔相比，与父亲那根在青年时代衡量长度、在晚年拿捏分寸的卷尺相比，梁从诫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梁氏家族表述自我的权利，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留下了梁氏三代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被他戏称为“爱国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e）。他从书斋走向更为艰险的世界，在66岁时登上昆仑山巅，点燃了焚烧藏羚羊皮的火把，那是祖父和父亲都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无声退场
也有人为“饮冰室”找到另一重含义，如饮冰凌，冷暖自知。梁氏三代都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自己的时代，也曾恭谦卑微地试图去迎合并匡扶一个时代，却最终发现，时代无情地辜负了他们。梁启超在日渐倾颓的国难中被庸医所误流尽了血，梁思成在北京城墙倒塌的烟尘里阖上眼睛，现在轮到梁从诫近乎无声地退场。他们都曾在自己的时代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经历，然而，他们毕生致力的事业，都没有真正成功。
100年前，同样的10月，梁启超的文章正像《圣经》那样在公众手中传播，然而，梁启超的理想依然被时代与庸众一道演绎成一场夸父追日的闹剧。61年前，同样的10月，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在家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笃信未来，然而，被他视为生命的老北京仍在为新时代无声地让路。时代对他的称呼也逐渐改变，从梁教授，到腐朽的“大屋顶”，再到“年纪太大，用处不大，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他只有一句话来聊以自慰：“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祖父被自己信仰的西医误杀，父亲被自己信仰的未来折磨，现在轮到梁从诫，梁氏家族沉浮的百年间，那些从中国人身上流失的精神仍然未能复归，而对现代化盲目想象的恶果却已经集中显现出来，尽管“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理念已经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然而，环保依赖的往往仍是许多来自民间的力量。没有人知道，在失去梁从诫之后，这些未能完成的事业，还将面临怎样的波折与困境。
今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经过长达数月的拉锯战，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的承诺，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暂不拆除。然而，直到梁从诫临终，他都没有看到那个承诺的兑现。据说有关认定仍在走程序，已被部分拆除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命运目前仍是悬而未决。
（文章来源：周末画报。张泉：《周末画报》作者。）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