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小朋
香港人不僅要教育自己，教育中共當權者，還要教育內地數以億計的同胞。這個通過深入對話來自我教育和教育別人的過程，不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而且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公民抗命雖然不是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當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把這個理念應用於香港，並且明確以「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實施時，這個書生的想像力不僅震撼了香港，也震撼了北京，震撼了許多關心中國未來的人。
本土派的領袖、香港自治運動發起者陳雲，代表了許多並不認同北京價值的港人本能反應：一個不可能成功的抗爭行動有什麼意義呢？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兩會的講話，則反映了另一個極端的困惑：難道這些人想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共政權的橋頭堡不成？
作為一個長期思考中國變革路徑的內地人，我起初對「佔領中環」的主張也感到不解。我的基本看法是，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香港的政治發展必然受制於內地，「佔領中環」的主張者似乎完全無視這個現實。這樣的貿然舉動，會不會導致六四那樣的悲劇後果？
不過，更多地了解「佔領中環」的具體主張和理念後，我認為戴耀廷有可能把握住了公民抗命被我們這個時代所賦予的重大意義。
正如孟東於《大公報》「偽『公民抗命』踐踏法制傳統」一文中所指出的，香港存在多種訴求和表達機制，但我並不能接受他由此推出結論，香港「根本不存在所謂進行公民抗命的環境和政治現實」。
事實上，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明顯受到了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啓發，而比起香港，美國的訴求和表達機制更為多樣、更加完備，因此，孟東反對在香港進行公民抗命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腳。不過，他確實讓我們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存在多種訴求和表達機制，為什麼美國還會有人佔領華爾街？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與香港人提出「佔領中環」，有沒有共同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理由？
眾所周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大背景，就是 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個危機暴露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對於這樣一場巨大災難的發生竟然毫無預見和準備。儘管事前有大量預兆，美國精英們仍然一再自欺欺人，一直到危機惡性爆發。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不同意把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人性貪婪。他指出金融危機的發生，還有心理根源，也就是一種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認知失調現象——偽善。「偽善者出於方便自己的目的而採納某種信念」，雖然出現了行動前後不一致的問題，但還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見《金融與好社會》）
雖然每個人都會有認知失調帶來的偽善，但是當偽善成為權貴精英中一種流行病的時候，整個社會就要遭殃了。事實證明，法治更健全，訴求和表達渠道更通暢，都不能阻止精英們的偽善帶來嚴重後果，這就是公民抗命永遠有必要的理由。而且，當今這個財富迅速增長的時代還告訴我們，社會愈富裕，科技愈發達，不僅不會減少公民抗命的必要，反而會增加這種必要。這是因為物質的豐富不能改變人性，人不會因為富裕而變聰明，恰恰相反，往往是利令智昏。科學技術的發達，物質消費水平的提高還帶來了兩個效應，一是增加了人類生活的公共性，即增加了相互依存的規模和程度，另一方面則使得暴力傾向受到抑制。這兩個效應都提升了公民抗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社會生活的公共性提高，精英的偽善能夠帶來規模更大的殺傷力，因而公民抗命就更有必要，而暴力傾向因經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普遍下降，公民抗命也就更加有效，因為會減少公民抗命可能帶來的破壞。
很多研究蘇聯的專家都曾預料，蘇聯若解體會出現大規模流血衝突，結果並非如此，原因就和上述時代因素有關。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推論，中共政權若崩潰，也不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實上，很多人對中國發生大規模政治動亂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不僅沒有法治和民主，而且社會嚴重分化，還存在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
中國內地社會的嚴重失序傾向是不是應該成為反對港人進行公民抗命的理由？香港人應該如何運用自己遠高於內地人的政治自由，才是既對自己負責，也對內地同胞負責？這些政治倫理問題是主張「佔領中環」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政治的人都要思考的。
我相信香港各個派別的政治領袖們都對這些問題進行過反覆思考。戴耀廷設計「佔領中環」的動員過程長達一年多，體現了他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審慎思考。這個設計表明，他知道即便對於香港人來說，下決心採取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集體行動也並不容易。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環境來說，今日香港與當年的台灣和南韓都有很大不同。香港人不僅要教育自己，教育中共當權者，還要教育內地數以億計的同胞。這個通過深入的對話來自我教育和教育別人的過程，是新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的建構過程，不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而且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毋須諱言，中共政權面臨着多年來最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執政者對這個危機有認識，同時也對任何對抗當局的集體行動極為敏感。這種敏感有很大的文化背景。很多中國人習慣的政治思維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要麼就做順民，要反就一反到底。而公民抗命的理念正是對這種思維方式的顛覆。公民抗命的集體行動雖然對現存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反抗和衝擊，但並不全盤否定現存秩序的正當性。對於習慣了傳統思維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態度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偽詐。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下主張在香港進行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中央當局不可能不顧慮到對內地居民的示範效應。由於內地既沒有地方自治，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中央當局的顧慮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內地多年來的所謂維穩，已經把中共自己引入了一個死胡同。我曾經這樣來概括如今內地集體行動的全面困境：「改革改不動，革命革不成」。這個困境如果持續下去，只會讓社會不斷沉淪和潰敗，最後也免不了一場破壞性極大的動亂，這其實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但如何走出這個困境，則並不清楚。
歷史告訴我們，對於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國家」，無論改良還是革命，都必須在某個地區首先實現一種新的地方性公正（Local Justice)。內地目前的集體行動困境就體現在，沒有任何當權的政治家或反叛的政治家，有能力在任何一個地方，實現一種新的地方性公正，即一種新的政治秩序。薄熙來和汪洋各試了一把，但是都失敗了。而上個世紀的 80年代，習仲勳、萬里等一批中共元老，在地方上建立新的公正，則成功了，最後推動了全國改革的成功。
那麼，港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自由特權來幫助中國內地打破集體行動的全面困境？有人認為這不是香港人應該思考的問題，「一國兩制」嘛，但我認為這其實是港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佔領中環」是不是一個正確的答案？從發起者的理念和策略來看，我認為是一個正確的答案，因為這個創意，已經給港人內部的政治對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置身於對話的現場，我感到了香港人對自由的驕傲和珍重，也感受到了港人共同享受這種自由的快樂。但只要內地的中國人還不能共同分享這份自由，在這個快樂之中，永遠會有揮之不去的陰影。
港人如何保自由的問題與內地中國人如何得自由這個大問題是無法分開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還遠不是一個充分的答案，搞得不好，它也可能像權貴精英的偽善一樣，出現一種集體的認知失調。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三億公民中，僅有七百萬港人有機會自由地選擇如何公民抗命。為了避免這種認知失調，我們需要更深入的對話，也需要更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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