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对待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好像她们不配享有人权。中国政府必须废除压迫性工作者的法规，惩办警方滥权，并停止压抑那些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人或组织。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香港，2013年5月14日）－据人权观察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对于性工作者的严苛法律和警察作为，导致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警察暴力、拘押于劳动教养所或收容教育所最长达两年、以及强制艾滋病毒检测。据估计，中国现有大约六百万名性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女性。
这份篇幅51页的报告，题为《扫除：中国性工作者遭受侵害》，记录北京警方对女性性工作者的侵害行为，包括刑求、殴打、对身体的攻击、任意拘押和罚款；此外，警方也未能有效查办顾客、老板和公务员对性工作者的犯罪行为。这份报告还记录来自公共卫生机构的侵害，例如强制艾滋病毒检测、泄露隐私和卫生人员的不当对待。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警察对待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好像她们不配享有人权。中国政府必须废除压迫性工作者的法规，惩办警方滥权，并停止压抑那些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人或组织。”
中国政府坐视性产业数十年来脱序发展，导致数百万女性以性工作为生；同时，却不改变对性工作的全面禁令，将其视为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丑恶现象”，列为可处罚款或短期拘押的罪行。
周期性发动的“扫黄行动”，通常配合治安“严打”持续数周，在此期间，警方反复临检娱乐场所、发廊、按摩院和其他性工作可能存在的地点，并拘留大批被怀疑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常遭遇的侵害，就是扫黄期间的警察暴行和任意拘押。中国国内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维权人士，也严厉批评警方这些做法。
中国公安机关还可直接将涉嫌性工作者移送劳动教养所或收容教育所关押，最长可达两年，不须经过任何正当法律程序或司法审判。虽然中国政府已在2013年1月宣布将“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但对于全国总计关押逾15,000人、绝大多数为女性的大约183个收容教育机构，尙无类似说法。人权观察说，这两种制度同样允许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即剥夺人身自由，因此都属于国际法上的任意拘押。
2012年12月，一些中国性工作者组织联合发起倡议书，呼吁终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谴责警方消极对待性工作者所受到的犯罪侵害，包括强暴、身体上的攻击、甚至谋杀。近年来，许多草根非政府组织和热心的维权人士已开始为性工作者提供小规模的外展服务，包括分发卫生套、推广卫生和艾滋病毒防治意识、以及基本的法律常识。但中国政府一直箝制这群人权倡议者，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并透过警察加以骚扰威胁。
根据人权观察访问的性工作者描述，政府许多做法违反她们的健康权和隐私权，其中包括强迫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检测──这在中国仍是合法的。有些受访者说，她们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检测结果被泄露；其他人则说没有被告知自己的检测结果。好几位都说，曾遭负责检测或提供保健服务的卫生官员不当对待。有时候，这种侵害行为导致性工作者不敢向公共卫生机构求助，尤其是当这些机构与执法机关密切合作时。
对于成年人之间自愿、合意的性关系加以刑事处罚，违反许多国际公认的人权，包括人身自主权与隐私权。人权观察说，这应该同样适用于营利性的成人自愿性工作。成人合意选择参与自愿的性工作的自主权，和他们的人权同样应受尊重。将自愿的性工作罪刑化，包括对性工作者处以行政拘押，也将阻碍性工作者行使基本人权，诸如要求政府保护免于暴力、遭侵害时寻求司法正义、取得基本保健服务及其他应得服务等等。
中国政府未能保护数百万自愿从事性工作妇女的权利，使她们遭到歧视、侵犯、剥削和较差的公共卫生政策。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删除对自愿合意性工作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并终止对性工作妇女造成严重侵害的周期性“扫黄”运动。
“执法机关的侵害行为，将使性工作者在成为犯罪被害人时不敢报警，或者在需要援助时不敢向公共卫生机构求助，”理查森说。“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受侵犯和剥削。如果中国当真要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就不能再对数百万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视而不见。”
摘自《扫除》的部分证言：
为保护受访者，所有姓名与基本资料均予隐藏。报告中所有性工作者的称呼均为化名。
“我被强暴过几次。但因为我是性工作者，卖淫是违法的，我可能被抓，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去报警。”
－李嘉（北京）
“有一次，一个客人对我们那里的一个女孩拳打脚踢。他把她打到昏过去，然后上车跑掉了。我们怕惹麻烦，没有报警。我不知道她那天晚上怎么了。”
－曼青（北京）
“有个管区片警说，只要我们跟他上床，他会保护我们。警察做这件事是不会付钱的。如果他们想做爱，就来找我们。但有一次我们去找他帮忙，他根本不理我们。警察真的拿性工作者不当回事。”
－贾月（北京）
“我被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因为我不承认卖淫。”
－肖月（北京）
“警察跟我说没事，我只要签个字，关个四、五天就可以放出来。他们骗我签了字，结果我被送进收容教育所关了六个月。”
张华（北京）
“每次扫黄，警察想趁机赚点外快，就找人假装买春客人。服务开始后，这个客人就打电话叫警察，把我们两人都抓了。然后，他们罚性工作者的钱，跟那个客人分了。”
－简梅（北京）
“我再也不去那种诊所了。上次我去了，他们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而且，我怕他们会向警方检举我。”
－金莹（北京）
“疾控中心去年给我做过检测，但从来没告诉我结果。但愿我没得艾滋病。”
－张琴（北京）
“我陪几位性工作者去接受检测，然后一起等候结果。报告出来后，他们直接抽出来摊在桌面上，让每个人都看见。其中两个人测出阳性。”
－协助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维权人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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