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内容提要】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关键词】斯大林 苏联外交 冷战起源
冷战起源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学派，即“正统学派”（Traditionalism）、“修正学派”（Revisionism）和“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正统学派”的观点主导着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冷战研究，“正统学派”学者强调冷战的起源在于苏联的扩张，迫使美国放弃大国合作的政策，转而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合理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冷战研究中崭露头角的“修正学派”则坚持美国在冷战起源中的责任，指出美国以“贸易自由”为突出特点的经济帝国主义，使得苏联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措施，将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中。而以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的背景除美苏缓和的国际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为深入的决策层面探讨美国外交战略演变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同上述两个学派不同的是，“后修正学派”学者特别关注的是地缘政治和均势的重要性，并未刻意研究冷战爆发的责任问题，他们的重点在于探讨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帝国”及其对战后国际体系演变的意义。[①]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档案和东欧各国档案的陆续解密，国际学术界在新的一轮冷战研究的高潮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史”的研究（the new Cold Warhistory）。[②]在“新冷战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依据多国档案，从多边视角出发，尝试利用新的理论，重新解释冷战的起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领导人的个性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对斯大林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考察。在以往有关斯大林与冷战起源之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以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为代表所提出的“偏执狂”因素，也有盖迪斯、祖波克（Vladislav Zubok）等提出的斯大林的“大战略”和“革命－帝国范式”的论点。[③]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苏联在战时和战后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表明，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是再明显不过的。而从现有史料分析，斯大林的个人因素在冷战起源问题上的作用，也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④]本文希望通过对一系列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某些补充。
德国战败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被解放的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被非正式地分割为亲西方的和亲苏联的地区，而这两个地区中的国家最终都采取了反映其占领者制度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外交政策。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比利时等国尽管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力量，并在抵抗德国占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战后都重建了西方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而东欧国家最终则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等问题，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而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为英美所承认，以此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苏联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尽管斯大林表现出有节制的意愿，但他所使用的手段，或者是他所允许东欧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使美英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相信，同时也使西欧国家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硬的政权，将对欧洲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⑤]而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
战后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斯大林的安全观
“冷战”，按照战后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的说法，“就是指关系紧张。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还因为我们展开了攻势。他们当然要拼命反对我们，而我们则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在德国部分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普遍整顿秩序，消除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冷战”。[⑥]若想从苏联的角度认识冷战，那么理解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遗产是必不可少的。苏联对待世界的观点的形成，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包括沙皇俄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等等；这种历史观使得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相信，俄罗斯人是世界文明的拯救者：13世纪抵抗蒙古人，19世纪对抗拿破仑，20世纪打败纳粹德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盟国欠苏联很多很多，应接受和承认苏联的利益。[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苏联在战争中起码死亡2700万人，6个加盟共和国被德国占领，1700座城镇和超过3.1万个工厂被夷为平地，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⑧]虽然苏联遭受如此损失，但它在战后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和吸引力。苏联的中央指令性经济使其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同时，由于共产党在战时被占领的欧洲各国领导着抵抗运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后欧洲受到广泛的尊敬，同民主资本主义一样代表着未来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虽然战后大规模复员，但苏联在1948年初仍拥有一支290万人的军队；大量苏军驻扎在东欧地区。德日的战败在短时期内也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国的衰落为苏联在南部边界地区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因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 H. Carr）1944年3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不能接受苏联在东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欧洲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安全体系。[⑨] 因此，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在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非共产党组织依然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参加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法共、意共和比利时的共产党也在议会中占有席位。比利时的共产党员1939年有9000人，1945年11月为10万人；希腊的共产党人1935年是1.7万，1945年达到7万；意大利，1943年仅有5000名共产党员，到1945年底发展到17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1945年3月为2.8万，到1945年9月达到75万。因为“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按照黑白分明的观点来看待在战争废墟中显现出来的世界：这边是奥斯威辛，那厢是斯大林格勒。前者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欧洲危机的副产品，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共产党已获得20%的选票；在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以及瑞典则接近10%，在东欧国家，20%—50%的民众支持左翼政党。因此，斯大林对战后欧洲的左倾浪潮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Josip BrozTito）说，“今天，甚至在英国君主制下实行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革命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他在1946年8月同英国工党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英国有可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的镇压等阶段，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⑩] 因此，苏联在战争结束之时并未立即将东欧地区完全苏维埃化。在1945年至1948年之间，苏联是否要将整个东欧地区苏维埃化的意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起码在波兰，苏联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卡廷森林（Katyn）事件、苏联对待华沙起义的态度以及成立卢布林委员会等，都表明控制波兰以及东欧地区，是苏联重要的对外战略。苏联对东欧其他国家的行为，基本上同在波兰的所为大同小异。苏联控制着每个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经济事务，严加控制。1946年初，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成立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虽然匈牙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多元化，共产党在1946年举行的选举中也仅获得17%的选票，但共产党却控制着最为关键的内政部、商业部等，并掌握着警察部门和工会。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类似的情况，非共产党人虽然在1948年以前占据政府的大多数位置，但内政部、警察部门和工会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在这段时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逐步确立起来的；只要控制牢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分享权力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苏联的容忍。
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得以占据统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关键的因素则是，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冲击、纳粹的占领以及为争取解放所经历的磨难，这一切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战后共产党的夺权创造了条件。苏共中央在1948年5月4日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函中指出：“尽管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远没有取得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那样的成就，但这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何特别之处，主要是因为……苏联军队去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了贝尔格莱德，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苏军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共和意共提供这样的援助。”斯大林在1951年1月进一步表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军队具备同苏联军队抗衡的实力，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根本就不会进行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苏联阵营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暂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仅仅能够维持三四年，以后美国将借助快捷的交通手段把军队运送到欧洲，并充分利用其核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动用我们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手段，帮助军队完成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在未来三四年内，我们所有的国内、国际政策都将服从于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动员全部的力量，才能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让社会主义扩大到整个欧洲。”[11] 决定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对苏联的安全环境以及对战后世界认识的思想因素，是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理论。这是斯大林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它直接影响到斯大林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根本估计，决定着苏联对外战略，特别是对西方的政策。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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