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404媒体】Zlibrary Official: Z-Library是一个在线数据库，提供数千万本盗版和未经审查的书籍和文章供免费下载。2024年4月30日，Z-Library在官方微信号上宣布注销所有“中国大陆社交账户“。在微信发布的声明中，Z-Library 称中国司法机关对其网站、捐助及社交媒体运营志愿者进行了“打击“，并暗示原因是他们拒绝遵守审查要求。该声明似乎还鼓励中国用户使用VPN（或其他 “科学 “手段）进行访问。
一、大赦国际：海外留学生受到中国当局监控和骚扰
大赦国际本周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我的校园里，我感到害怕》 ，介绍了中国当局对海外留学生的“跨国镇压”。中国当局通过监视、骚扰和恐吓，试图阻止中国和香港的海外留学生接触“敏感议题”或政治议题。
报告采访了在欧洲和北美的32名留学生，其中包括12名香港学生。结果报告发现，“他们会在留学城市的抗议活动中被人拍照和尾随。许多人还透露，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因为他们的海外活动而遭到警方的针对和恐吓。”
其中，一位化名叫“罗文”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参加完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的几小时后，她在中国的父亲联系了她，并告诉她公安机构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公安指示他要‘教育正在海外学习的女儿，避免她参与任何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 罗文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认为当局想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你被监视了，虽然我们身处地球的另一端，但仍然能找到你。”
在这些采访的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的家人曾遭到中国官员的骚扰，目的是阻止他们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或其政策。这些针对住在中国大陆家庭成员的威胁，包括取消护照、解雇、阻碍晋升和取消退休福利，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在至少三个案例中，中国警方还向留学生在中国的家人施加压力或下达指示，要他们切断对孩子的财务支持，以迫使留学生保持沉默。”
“接近一半的受访留学生表示，在参与抗议活动时，他们被一些像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人员拍照或录像。尽管学生们无法确切证明这些人的身份，但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记录到在不同场合下非常相似的监视模式，这支持了学生们的看法。”
此外，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网络平台上（包括X、Facebook和Instagram等非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在监控他们的活动。有几位学生提供了网络监控的确凿证据。例如，警方向一名学生的父母展示了该学生在微信上与家人聊天的记录。
调查还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尽管他们身处海外，他们在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审查与在中国大陆时相似。有些学生还会尝试使用海外电话号码注册社交媒体账户，却仍然受到审查。有一名学生在发布了白纸运动在德国的帖子后，其微信账号被暂时封号。
中国当局这种“跨国镇压”行为严重影响了受访者的心理健康。超过半数人表示，他们因恐惧而出现了压力、创伤、偏执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一位学生还因此住院治疗。还有八位学生向国际特赦组织透露，他们已经与家乡的亲朋好友断绝联系，以保护亲朋好友不受中国政府的打压，但这也使他们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据悉，全世界目前约有90万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大赦国际还引用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和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 等多个人权团体的报告，发现不同机构的研究均证实了“跨国镇压留学生”的现象存在。
最后，大赦国际表示大学和东道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学生。他们“应该采取具体措施，比如对当地社区进行教育、建立据信是跨国镇压行为的举报机制，并在镇压事件出现时公开发声。”另一方面，大赦国际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必须停止所有类似跨国镇压的行为，让海外留学生能够专注于学习，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
二、王大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左派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大为 (David Ownby) 16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新左派”如何从中国社会不公的批评者沦落成了“国家主义者”，甚至成了极右翼纳粹。
作者首先发表了一段对中国当代思想界的评价：
无论中国处于何种 “社会主义阶段”，根据官方理论家的说法，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是为了赚钱，工人几乎没有力量对抗老板和平台。虽然 “人民 ”在中国的左翼和右翼都得到了口头上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思想话语中，“人民 ”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主题，它已经从无产阶级权利转向了国家权力。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某个时刻，他们之前代表人民的参与变成了大国政治和对美国霸权批判的一部分。
之后，作者特别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新左派”这一群体。作者表示这一群体以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新儒家”均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90年代。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政府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西方的“自由思潮”和诸如气功等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开始复苏，使得中国社会上的思想百花齐放。然而，中国又经过了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导致中国的思想环境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但又比毛泽东时代宽松的多。 一方面政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国家又不知道向何处去。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和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中成长起来”，他们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新的群体捍卫的是真正不同的可能性”。
这三种不同的群体也存在不同的风格。“自由派”往往比较多元，比如保守主义者刘军宁、支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任剑涛以及强调人权的秦晖等等。新儒家则继承了西方学者“亨廷顿”的思想，更关注文化和地缘政治问题。
然而，新左派则不同于两者，他们以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挽救社会主义”并“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的面目出现。因此，他们也被敌对一方冠以“新左派”这一其实略带侮辱的称呼，暗示他们想要回到文革。作者总结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梳理了社会主义的过去，寻找可能适用于中国现在的思想，同时也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方的其他思潮，即使他们从根本上是反西方的”。 文中提到的知名人物有崔之元、甘阳、王绍光、胡鞍钢和姚洋等等。
新左派最初以一种“政权批评者”的面目出现。中国市场化改革领4000多万国企工人下岗，这让新左派大为不满，让他们觉得“中国社会主义正在衰落，亟需复兴”。这期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期间的“重庆”模式得到了他们大加赞赏。
然而，随着薄熙来的“落马”以及中国成功度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左派也开始了转向。他们从“政权批评者”逐渐变成了“政权拥护者”。“因为它让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创造了一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 ‘中国模式’。随着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倍推进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的新左派也就顺理成章地站到了习近平一边”。比如，政治学家王绍光前半生都是政权的批评者，然而如今却赞扬中国的“响应式民主”(responsive democracy)。
这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新左派接受了国家主义的叙事。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就是学者强世功，他的思想来自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然而，卡尔·施密特是“20世纪初德国自由宪政著名的批评者”，因其为纳粹政权服务而被称为 “希特勒的王冠法学家”。强世功也常常依据施密特的理论为中共政权辩护。 然而，作者也特别强调，强世功并非中共宣传机器的一环，他的文章往往也不会被解读为宣传内容。
然而，最后作者强调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劳资冲突加剧，因此新左派将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即“效忠社会主义还是效忠中国政府”。比如，“中国政府已经在大学校园里关闭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因为这些团体对工人权利的抗议过于强烈”。
三、台湾民主实验室：微信信息生态助推官方“爱国主义”宣传
台湾民主实验室最新发布了一份报告，指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透过演算法鼓励视频创作者宣传官方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该机构的研究发现微信上存在一批运营内容非常相似的账户。因此民主实验室推断，“运营特征的相似性与受众建设和参与策略有关，还有微信算法作为助推中介”也很重要。而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宣传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由于这些宣传内容被自媒体重复使用，因此他们又称之为“参与式宣传”(participatory propaganda)。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微信算法、参与式宣传策略和自媒体的商业利益三者共同强化了这种官方宣传。
报告发现，“越来越多的台湾微信频道内容创作者在其频道账户上推送软文化内容”。他们主要使用 "生活方式 "内容与受众建立联系。“他们拥有相似的账户名模式，内容涵盖相似的主题，使用相似的标签集，并分享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宣传相呼应的近似叙事”。然而，报告称这些视频内容主要是出于商业动机，“这些内容创作者并不一定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似乎也无意在意识形态上影响目标受众。”
然而，如果视频创作者使用“支持台湾统一”、“两岸一家亲”等词语，就能得到微信算法的推荐，获得较高的流量。在算法的助推下，这种“参与式宣传”模式不再是传统“自上而下”的中共宣传模式，而是一种相互互动的方式。甚至官方控制的媒体还会采用这些自媒体内容，以推动官方宣传。“随着内容创作者继续使用这些套路来扩大受众范围，一个自我循环就出现了。”
报告还表示，虽然这些视频内容多是出于“生活记录”或者“商业目的”，然而却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利用，用于其宣传目的。
最后，民主实验室推断其目标受众是对台湾文化感兴趣的中国人。“创作者通常将与台湾有关的话题作为与受众沟通的切入点，然后将其作为中共内部宣传活动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