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访谈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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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训中
[编者按] 史学工作者顾训中早些年已开始进行关于文革历史的个体口述访谈，数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为留存这段对于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付出了努力。这里刊登的是他对朱永嘉先生的访谈实录。
时间：2009年2月9日（元宵节）
地点：朱永嘉寓所
访谈者：顾训中（历史研究者，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
被访谈者：朱永嘉（1931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1948年在上海清心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于1949年3月15日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后跟随导师陈守实从事明史研究和教学工作。1964年起先后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工作。1965年间，曾作为助手为姚文元撰写被称为文革起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提供资料。同年担任写作班历史组组长。1966年12月，随同写作班一起参与“造反”。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期间，曾参与“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领导工作。1968年后，先后参与组建并领导《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1967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因所谓“反革命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8年12月保外就医回家。现居家休养，仍经常撰写史论、时评文章。）
有产家庭、教会学校与学运骨干
顾训中（以下简称“顾”）：朱老师，大家都知道你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是个造反派，但是你却在运动开始时到学生中说了复旦党委的好话，被当作保守派受到攻击；你是协助姚文元收集史料、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唯一助手，你却去提醒那些参加文章讨论会的教授们注意，不要乱说话。你的这些好像很矛盾的表现其实应该是你的性格、禀性决定的。而一个人的性格、禀性的养成其实与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的教育，密切有关。所以，我想我们的话题是不是从那里开始？你受到的教育中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听说你的中学教育是在教会学校中进行的？
朱永嘉（以下简称“朱”）：我念的中学是清心中学，的确是所教会学校。记得我进中学的时候还是抗战时期，抗战还没有胜利。那是1944年吧，进初中。我的初中高中都在那个学校。抗战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上海，清心中学原来的校址变成了日本人的税警学校，专门搞税务监察的。清心中学就搬到南京路去了，就是南京路福建路口，南京路红庙隔壁一条弄堂里的一幢大楼。大楼里的二楼三楼都是它的教室。这是清心男中的教室，女中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会进那个学校呢？因为那个学校离我家近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试不考试的问题，你只要报名、付学费就可以进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注意它是不是教会学校，只是小学毕业要进中学那么一回事情。
顾：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那个学校还是教会学校吗？
朱：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礼拜天还要做礼拜的。这个日本人没有干预。但办校已经是中国人了，外国人都撤走了。抗战胜利以后，学校恢复了与美国的联系，又搬回了陆家浜路原址。它是美国浸礼会（浸礼会是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美国浸礼会自1836年起派传教士来中国–访谈者注）办的一个学校，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办了，是全国教会学校里办中学的第一家。这是最老的一个学校了。它完全是靠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的钱办起来的。抗战之前教会的影响还是蛮深的。不光是两个学校，还有个清心堂（位于现上海市黄浦区大昌街30号，原名“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成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1979年9月9日举行复堂礼拜–访谈者注）。现在清心堂还在。那个时候教会和学校是一个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经费来源都是浸礼会。
我1944年进的学校。1945年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美国人轰炸得很厉害，不安全，父母亲就把我送回家乡无锡去了。这样就离开清心中学一段时间。等到1945年胜利以后我回到学校，就降了一级，从初二重头读起。人家读6年中学，我读了7年中学。那个时候初中升高中只要读就行，不像现在还要考一考。学校迁回陆家浜路后，我离开家远了，就在学校里面住读了。
抗战胜利以后，学校又成了教会管的学校。国民党开始搞军训，那个时候叫童子军，教官叫支蔚君，很凶很凶的。外国的传教士也都回来了，教会的活动也加强了。
顾：有没有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入教？
朱：这个没有，这个还是自愿的。但是每个礼拜天还是希望你去参加礼拜。这个我们一般都会去参加。因为宗教活动有个特点，它是社会活动，有唱诗班，有做礼拜，还有基督教的青年会，在八仙桥。这样，我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参加了青年会的活动，而基督教的青年会里面有很多共产党的地下党。我是在参加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里面接触了地下党。那个时候反内战，在青年会里面唱的实际上都是革命歌曲。
顾：外面是宗教场所，里面唱的是革命歌曲！你还记得当时都唱些什么歌曲？
朱：《团结就是力量》啊……我接触的那些朋友都是地下党。那个时候已经是高一、二年级了。与我接近的一个地下党员是陈仲信（1929年出生。读初中时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考入清心中学高中，后转入省吾中学高中，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1949年担任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执行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任务。5月25日遭国民党军枪击牺牲。时年20岁–访谈者注），他比我高一级，也是我们学校的。他和我关系不错。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很活跃，人家就注意他了。另外他又参加了外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更加引起注意了。学校方面注意以后，化学老师就把他的分数扣到59分。
顾：这是学校故意的？
朱：故意的，就是想逼他走。我感觉这样做没有道理么！对我来说无非是公平、正义，做人不能这样做！扣人家分数算什么呢？这样他就离开了清心中学，到省吾中学去了。省吾中学实际上是地下党办的学校，里面地下党的力量很强。这个同学家里非常穷，完全靠他哥哥生活的，住在一个汽车间里面，很小很小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家是开店的。我父亲开的是玻璃店，卖窗玻璃的。我家里经过一次变故的。好像是在1942年的时候，日本人占领租界以后，我家里被人告发，说跟重庆有通信往来。76号（指当时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访谈者注）的特务就来抄我的家。
顾：这是真的事还是诬陷？
朱：家里确实有个亲戚在重庆，我父亲的堂弟，写了一封平常的家信来。看样子当时是有邮检的，我们家里都不知道。这封信给他们抄到了。我父亲、母亲都被抓到76号里去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的情形还不错的。一次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上海的经济发展比较快，1930年代基本建设搞了不少，新建筑盖了不少，相关行业都比较繁荣。父亲主要是进口海外的玻璃，那个时候发了一笔财。等到1941年日本人进了租界，上海基本建设也没有了，他就收缩了，基本上不做什么了，维持维持而已。
父亲被抓了以后关了好几个月，铐了手铐，开手铐的钥匙找不到了，就一直铐在那里，受了不少苦。我叔父也被抓了，店里职工也抓了好几个。实际上是76号特务借机敲诈，后来托人来谈。我是逃到舅舅家里。我弟弟也逃在外面。我祖父一个人留在家里看门。店就关门了。这个样子，我们家里财产损失了三分之二，因为要凑钱给他们，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从我父亲口气里讲，大概只留下三分之一了。钱拿去以后，我父亲、母亲都放了，职工也放了，就我的叔叔没有放，拖在那里。为什么呢？我的那个叔叔“拆烂污”（沪语，意为做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致使事情糟到难以收拾–访谈者注），他一到里面，一上刑罚就乱讲，说自己是参加新四军的，在什么地方摆定时炸弹的。然后特务就将那个地方封锁，让他再演习一遍。根本就没那么回事！跟我父亲关在一起的是一个新四军的团长。那个人对我父亲讲，你没有事，不像我们，我们是没有出路的，非死不可的。你无非是花点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叔叔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乱讲一气，结果他关的时间最长。最后查下来根本没这回事，才被释放。
这一次打击给我印象蛮深的。一种民族的情绪很自然就打下基础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一段时间里，我是很高兴的。
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又发了一次财。为什么呢？开放了呀！1945、1946、1947这几年里，上海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到了1948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到了搞金圆券（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改行金圆券，引起通货膨胀–访谈者注）以后，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搞限价，许多人都拿金圆券来换玻璃，可以保点值，家里又损失了一大半。我父亲看不行了，就把家里的存货大部分都搬到台湾去了。
顾：你曾经讲过一个细节，台湾每年给你们寄多少股息，然后徐景贤（原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1964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1966年12月带领写作班“造反”–访谈者注）不让你拿。
朱：这个钱就是那个时候搬过去的。大量玻璃搬过去了要有地方堆，他就大量买地皮。那个时候地皮便宜啊！因为台湾不搞金圆券呀！他买了许多地皮，在最闹市区买了店面、买了房子，都是我父亲的名字呀！
顾：家产已经转移过去了，为什么他自己没有过去呢？
朱：我父亲派了个学生过去，去当经理。派了我的堂房叔叔去当会计，他们两个人还是有互相牵制的。1947年底、1948年初，给我服装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要我到那边去，要我大弟弟也到那边去。我母亲也准备过去。我父亲留在这边看看，因为我父亲还有一大笔资产在这边。我不肯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地下党活动了，怎么可能去？
顾：这样的家庭和环境，你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清心中学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朱：在这个学校参加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多了，接触的人也就多了。那个时候地下党的地下刊物看得也多了。
顾：那些宣传材料中的什么内容打动了你？
朱：打动我的倒不是什么宣传品，而是学校将陈仲信开除，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应该。我就经常去找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入党。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展我入党。他们很早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因为我家庭是资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犹豫来犹豫去。那里陈一飞–他是教育家陈鹤琴的儿子，是党员–看我参加青年会的活动一直很积极。我在那里得到一个锻炼，就是做组织工作，我学会了。我在学校里面也做组织工作。1948年、1949年，我在清心中学里搞青年联谊会、新生联谊会，也印一些地下刊物，叫《新生报》，后来学列宁的《火星报》。这些东西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就学会了。他看我很积极，先介绍我参加地下学联，我的活动就跟地下学联挂钩了。然后看我确实很可靠，就发展我入党。
顾：在这之前，他们对你也有所考察吧？为什么会选择你为发展对象呢？你的什么表现被他们认可了呢？
朱：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另外一条，他们认为我还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主要是这两条。还有一条，清心中学没有地下党。南市区光靠两个女中的党员不行，她们的活动能力不如我。他们主要看我很正直、很诚恳，经常看进步书籍。倒不是因为我要翻身，这个概念我是没有的。他们感觉我这个人还是很可靠的，敢于打抱不平。
顾：我们话又要说回去了，这样的性格主要应该是家庭里养成的。
朱：家里倒是给我很大自由的。我父亲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完全是独立奋斗以后，自己慢慢做生意起来的。他希望子女接受系统的教育，所以对我们在学校读书都非常支持。另外我父亲思想也比较自由，不管束你。看到你好好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不反对。他自己也是个正正经经做生意的人，不是那种到处赌博啊的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家里的风气比较正，没有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赌博的习惯。老老实实做人是他的基本要求。其他东西就让你充分发展，他并不干涉你。所以在这个家庭里，他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好，学费、零用钱不成问题。这样的环境下，我就可以有比较大的选择自由。而我接触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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