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前半生》是2007年底《瞧，这人》的重印（只增补了两篇有关胡适的小文作附录）。书出来后，蒙《北京青年报》徒手兄不弃，要我写点文字，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比较感兴趣，不妨在此作答。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我们知道，胡适是凭借白话文运动暴得大名的，当白话文获得胜利之后，胡适转向社会政治问题时，便不受学生待见了。缘由很简单，胡适非但不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他自称是个“不革命主义者”），而且还主张“好人政府“，参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等。在学生看来，这是和军阀走到一起了。所以学生说“胡适之在中国最近的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于是那些进步的学生掉头而去。比如，1925年北大一个学生叫董秋芳，开始还去找胡适。当胡适不能满足他，不赞成他（们）用手枪炸弹解决社会问题时，便送给胡适一句“百尺竿头掉下来”，就改换门庭直奔鲁迅而去了。董秋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说1925年是胡适声望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胡适便再也不能抓住那些要求进步的学生了，正如那些学生一般也不再去读胡适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也就是说，在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胡适在进步青年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反动化，至少也是边缘化了。前两天在京时一饭局上遇见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他1947年考上在北京的朝阳大学，我问他老人家当时读没读过胡适的书，答曰没读过。又问读没读过鲁迅的书，回答是当然读过，而且对他参加革命很有影响（张老在朝阳读书时就是学生中的地下党了）。其时，胡适正在北大当校长，我奇怪那时胡适的书也不是禁书，如果要读非常方便，但为什么年轻学生就不读了呢。张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1950年代大陆开始批胡适时，《人民日报》的邓拓交给王若水一个任务，写一篇批判胡适的社论。王若水连连叫苦，我连胡适的一个字都没读过啊。只好临时找胡适的书看，恶补一星期，才算完成批判任务。然而，1947年的王若水正在北大读哲学系。学生都不读自己校长的书，可见胡适对当时年轻人的影响。于是回到刚才年轻学生为什么读鲁不读胡，张老只说了一句话：当时那个宣传，实在太厉害了。
胡适1949之后在中国大陆更成了反面人物，大陆这边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台湾那边一边把胡适当座上客，一边却也要向胡适的“毒素思想发动总攻击”。这就是胡适以及胡适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现在是21世纪了，自文革结束以后，读胡已经不成问题。但在一切都沦为消费的今天，那些80后和90后，有多少人愿意拿起胡适的书，接受由胡适所代表的那套具有人类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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