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保姆和她丈夫（他是一名司机）数十年来一直省吃俭用，两人挤住在上海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一心想的就是为独子提供好的条件、让他有机会实现“中国梦”。
如今，这对勤劳的夫妇数十年来节衣缩食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他们的宝贝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并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当建筑工人。而且，这个小伙子还觉得自己能找到份工作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难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走出来与大学毕业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流（今年是中共废除大学生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就像糖尿病和肥胖一样，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外副产品之一。
父母们本指望大学文凭能确保自己的孩子未来成为白领，而如今，如果孩子能用学位帽换来一顶安全帽，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在当今中国，蓝领就是新的白领。
听上去有些耳熟？英国《金融时报》的许多读者肯定清楚，家里有个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是什么滋味——他们自己或许也有过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经历。或许，就业岗位不足就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一部分。如今，这件事正在影响中国人，正如它曾经影响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我1980年大学毕业时，媒体的工作特别不好找，最后我只好去加纳的一所大学教书，那里没有书本、没几盏电灯，也基本没有自来水。我父母为我读大学做打算时，应该没想过我毕业后只能去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工作。）
习近平现身招聘会时指出，就业（像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缺陷一样）是世界性难题。但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会像中国人这样，在加入想找白领工作的失业大军之前，还要吃那么多苦头。
从现在起，全中国将有数百万高中生挤掉自己睡觉、洗澡、打网游的时间，专心学习；而数百万家长请了最长达一年的假，24小时围着这些学生转，为他们做饭、做清洁，督促他们学习。本周，会有数百万高中生通过恐怖的高考，但即便上了大学，最终也不过就是加入失业大军或是戴上一顶安全帽。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质疑念大学的价值。为了找到另外一条路，他们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有些酿成了悲剧，有些则充满后现代感。中国一家报社上月报道，河南省一名高中生雇凶杀害了父亲和姐姐——在被问及这样做的动机时，他说，他们管学习管得太严。今年“五一节”三天假期结束后，南京一名15岁的少年跳楼自杀，原因是假期作业没做完；南京另一名少年在返校那天凌晨4点起床做作业，但稍后父母发现他在家中楼梯道内上吊自杀。
这种“过劳”并不止步于高考。就在上月，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南方两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因加班过多而猝死。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报道称，40名正在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合租了一套130平米的公寓，住得像建筑工人一样挤——他们或许需要些运气才能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工作。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转而尝试一种最不具中国特色的做法：暂时告别单调繁重的学习——也就是去度过世界其他国家所称的“间隔年”(gap year)。去年，成绩拔尖、同时也是自己所在高中学生会副主席的高三学生李尚聪，决定彻底放弃高考，取道西伯利亚骑车去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他最终没能到达法国，因签证过期被俄罗斯移民局驱逐出境。
当父母在耳边唠叨说他得有所成就时，李尚聪说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全世界青少年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的话：我正在念“生活”这所大学，你们别再唠叨我了。他目前正在又一次俄罗斯之旅中。
初三女生施哲莹至少还有父亲的陪伴：她放弃了中考，与父亲一起“读万卷书先走万里路”。这句话马上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流行语。施哲莹的爷爷奶奶都是教师，因为不愿接受自己孙女考试成绩在班里只能排第16名的事实，而在晚上给她恶补功课。在决定休学之后的一次考试中，施哲莹的成绩反而排到了班里的第5名。
中国还不完全是一片“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turn on, tune in, drop out，语出自哈佛大学(Harvard)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译者注）之土。但在这里，要人命的“过劳”也绝非仅有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