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击毛像事件之所以值得“较真”，原因在于，它牵涉到八@民运的主流、当时公众的浅层意识，到底是“亲毛”、“仇毛”，还是“淡毛”？是“反毛”还是“仿毛”？或者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含意？
我所目睹的“蛋击毛像”情景
陈小雅
在《开放》四月号（电子版）上读到陈少文《蛋击天an门毛像经过——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以下简称“陈文”）、封从德《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以下简称“封文”）。前者谈的是“三壮士”“毁毛像”的策划与实施经过；后者谈的是身处天an门广场漩涡中心的学运领袖对此事的处理及反省。它们提供的信息，或解开了笔者心中的一些谜团，或与笔者的目击有出入，作为八@民运的研究者和这个事件过程的亲历者，笔者想在此谈谈个人的见闻与研究心得。
关于“蛋击毛像”事件的其他记载
根据笔者的搜集，在过去十六年中，在国内官方的出版物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有如下一些版本：
其一，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纂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以下简称“市委版”）；
其二，是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纂的《惊心动魄的56天》（以下简称“教委版”）；
其三，是李云、岳风等编著，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癫狂的蛇年之夏》（以下简称“国防版”）。
其四，是由轩彦主编的《京都血火》中，有一篇无署名作者所写《天an门城楼毛泽东像被玷污》。由于它是笔者见到的官方出版物中最详细介绍此事经过和相关背景的文字，与陈文有参照作用，兹录于此，以供比较研究：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向新闻界透露：5月23日下午3时左右，3名外地人向天an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投掷颜料，被在场学生和群众当场抓获后扭送公安机关。
据公安机关初步审查，3名案犯分别是：浏阳报社美术编辑22岁的俞东岳，浏阳县官渡中学26岁的教师裕鸣飞以及湖南浏阳县湘运第9车队26岁的工人鲁德成。
据三人交代：5月17日，3人聚在浏阳报社俞的办公室，裕提议上北京，3人即乘由长沙开往北京的2次特快。19日到京后，白天混在敢死队中游行，晚上露宿天an门广场。俞看到天an门城楼的毛像后，试图在此处制造事端，以自己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声势。可是画像太高无法取下，俞提出洒广告色，三人在东单附近商店买了墨汁，油画颜料，广告色，由俞调制后，要了六七个蛋壳，将颜料灌制其中。
5月23日下午3时，3人先在天an门门洞内贴了2条标语，随后3人将灌好颜料的鸡蛋壳投掷到毛泽东画像上。
天an门管理处在五建公司和运输公司的协助下，于当晚10时25分更换了新的毛泽东画像。
23日，天an门城楼毛泽东像被玷污后，记者通过长途电话与湖南《浏阳报》社取得了联系。报社负责人彭右民同志说，俞东岳是18日凌晨走的。未向任何人请假，只是留下一张条子。大意是，我准备北上，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怎么样。
据报社同志介绍，俞东岳平时性格有点古怪，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不太懂事儿。工作上也有拖拉。他是7个月前从湘潭调到《浏阳报》社工作的。
彭同志说，如果他是当面请假的话，我们是不会同意他出来的。报社所有同志看了23日的新闻后，都感到不能理解，没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公认的、刻意搜求“动乱、暴乱”罪证，为军事镇压提供依据的陈希同报告中，却未见提到此事。
此后，在海外出版的由张良主编的《中国六四真相》，对此事作了概述性介绍。由于其记述与其它文字有别，也兹录于此：
（5月23日）下午二时，发生了一件投掷鸡蛋装着的油墨玷污天an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事件。事情一发生，作案的四人就当即被大学生和群众抓获，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此事发生时，正好有一位外国记者准备拍照，学生们看见后，将其相机夺下，并劝告说“不能拍照，这样会对运动不利”。经审问，作案者为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等（注：另三人是，湖南浏阳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浏阳分公司鲁德成，已均被拘留。被玷污的毛主席像当即用布覆盖，并及时作了更换。）
海内外记述存在的问题
将这些记述与开篇所说的两文比照，笔者发现，即使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各方的描述依然很不一致。综而观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的发生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中，市委版、国防版、《京都血火》均采用了北京市公安局对新闻界公布的“15时”说。而国防版还强调，是5月23日下午“广场上的游行达到高潮之时”。教委版、《六四真相》则采用了“14时”说。而以现场目击者口吻报道此事的陈文，却没有事发的时间；封文在时态记叙上更是混乱，一会儿说直到下午四时，事件“正在发生”；一会儿说有同学告知，此时三名行为人“已经”被送交公安局……
二、参加人数与主谋存在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根据判刑名单，参加者应是“三人”。他们是湖南《浏阳报》美术编辑俞东岳、湖南浏阳县达浒乡小学老师余志坚、湖南浏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人鲁德成。但是，关于“三人说”还有另一个版本，即官方文字记录的，除了俞、鲁之外，另一人叫做裕明飞，是浏阳县官渡中学教师。那么，是否当时裕鸣飞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和真实身份，而他就是余志坚呢？《六四真相》说参加人数不是“三人”，而是“四人”，即除了俞、鲁外，余和裕各有其人和自己的身份！那么，那位裕先生是如何逃脱了刑事追究？如今人在何方？不禁又为历史留下了一宗“悬案”。
在事件的“主谋”问题上，市委版、教委版和《六四真相》均指向那个“去向不明”的裕鸣飞；《京都血火》和海外一些纪念文章则持俞东岳说；但在陈文里，余志坚却是当然的主谋。甚至他被判的刑期——无期徒刑——也重于其他人，但他何以能够“提前释放”，也不能不说是另一件尚待考证之事。
三、在周围场景的叙述方面，则存在“一种场景，两样表述”的矛盾。所谓“一种场景”，即蛋击现场是被众多市民围观的。而两样表述则是：
1、行为人得到观众的喝彩支持和鼓励，与现场群众的情绪、意愿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2、行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愤怒，因而导致了三名肇事者被愤怒的学生扭送公安机关。亦可称为一种“恶性互动”关系。
显然，如果存在第一种情况，后者发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如果存在第二种情况，三人也决不会落到后来的下场。因为，如果是前者，学生纠察很难作出违背民意和舆论的决定；而如果是后者，当事人逃逸的可能性极大。是否还有第三种情况？至今未见有人说话。
四、在具体情节方面，则存在“当场扭送”说和“营地审查”说。前者为（包括“拟目击”的陈文在内）所有记载认同，都采用了官方新闻发布的说法。后者，也就是笔者相信的事实真相——只为封从德的回忆所披露：学生纠察队“当场”并不是将三人“扭送”到公安机关，而是将他们“请”到广场学生营地谈话，依据学运主体利益所必然的合理担心和忧虑，对他们进行身份的审查。只是在最后处理环节，做出了一个“民主的错误决定”。
《八@民运史》为何对“蛋击”事件进行了简单处理？
笔者在1993年写作《八@民运史》时，对蛋击事件只给出了一句话：
5月23 日发生的湖南浏阳3名进京人员用颜料污损天an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事件，仅仅是给民运敲响的第一声警钟。
作为蛋击事件为数不多的目击者之一，笔者当日对此事的记叙，为何较其他所有记载都更简单？现在想来，大概是出于以下四点原因：
其一，那一天是在本人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成立日；当天下午，全市爆发了戒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其二，有“学运主体意识”——与许多学运同情者一样，对于那场运动的前途还抱有其他幻想；
其三，本人打算将个人的见闻与经历写一本回忆录。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感觉当时外界提供的信息，与自己的观察不一致；必要和有效信息不充足，而且有逻辑的缺环。
那么，笔者可以作为当日回忆凭据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有哪些呢？一是一卷会议录音磁带、两卷胶卷，还有点滴的现场笔录。其中文字部分有如下记载：
5、23
必须要有一篇极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力气已用尽——学生……
肯定性质与对话的要求（4、27—5、20）目标已经超越。现在的口号应统一于解除军官，李peng下台
军人，60岁左右，退休，《战略战术》
……
太子党请战，要求出来杀一批人。如果不杀人，他们没本事，上不了台。我的同学，我太了解了——郑义
5、23下午
1时后，有2人往主席像上甩红黑广告色。被学禁止拍照。
……
李peng不下台，工人不回来；李peng不自杀，工人不回家。
3：00知识分子联合会；天an门……
白布是什么？李peng裹尸布
3：50风雨大作
午门广场东廊躲雨。一农村妇女插花戴朵，手拿红宝书在雨中读语录、跳舞。
新华社对香港发消息，如实报道了今天游行盛况。由穆青、曾建徽签发。
XX突然由一个真理的捍卫者变成了一个无靠的“干部”，一个“老实人”。
……
从这张记录可以看出，这一天正好是政治学所的返所日。上午记录的是“北知联”酝酿成立经过。其中提到一名“退休老军人”的《战略战术》，笔者已在《八@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一文（见陈小雅《佛之血——八九研究文集》）交代过。
从这个记录也可看出，下午笔者去天an门广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奔“北知联”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去的。但我碰见的第一件事，却是“蛋击毛像”事件……
我所目睹的“蛋击毛像”过程
我家住在与故宫东北角楼只有一街之隔的沙滩，距广场只有两站地远。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到广场的行车路线通常是：北池子——东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门——午门广场——端门——天an门——金水桥——天an门广场。
这一天中午，我吃过中饭便驱车前往广场，感觉在天an门门洞里休息的人比往常要少，在接近门洞出口的地方，有人叫我下车。我以为在门洞内骑车违反了规定，就下车推行。依稀记得门洞里出现了标语，但比照广场旗帜和标语海洋，我对此没有在意。
我推着自行车刚刚走出天an门门洞，只听得“ko”的一声轻响，有一件东西掉在了我右侧身边的地下。我不经意地撇了一眼，看上去像是半个乒乓球壳，地上还有一点颜料的污渍。我抬头，进入视野的约有四、五个人。我没有在意，想登车继续走。但突然发现这些人的视线全都朝向我身后城门洞上方。紧接着，一个面庞清癯的高个子，在我的面前做了一个投掷的姿势，我转头向上一看，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刚才掉在我身边的东西，是从毛像上跌落的。
“啪”——那名高个子——以后我知道，他就是后来在牢狱生涯中不幸罹患精神病的俞东岳——大概是命中了。从我的角度看去，毛像上已经有了一些污染。待我要走，又有一人做了一个投掷动作……
我索性掉转车头，在他们身后停了下来，打算当一回“围观者”，但他们似乎已经“弹尽粮绝”，我只好继续赶自己的路。此时头脑里闪过的念头是：群众运动，怎么表达的都有；但此事恐怕对学生不利。我注意到，与这几个人有一段距离，不远处的金水桥下，有约莫两三个民工模样的人在看“热闹”。但他们并没有出声。
我推车走上金水桥，打算在那里将这张污损的毛像拍下来。那里已站着两名个头很小的学生纠察队员，他们面露焦急，好像望着门洞那边在发愣。他们的身边站着一名外国记者。我掏出相机，正准备拍摄时，被学生纠察制止。为了保全相机内的胶片，也为了让孩子们放心，我顺从了他们的“权力”。
待我走下金水桥时，见到又有一名小个子纠察从西面往这边赶来……
事后想来，在我的记录里，只有“2人”参与此事，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事件的后半部分。但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三人镜头时，我立即确认，那正是我所熟悉的面孔。不过，当我听说学生纠察和围观群众将“肇事者”扭送公安局时，脑海中怎么也建立不起一幅合理的图景：三名身材和年龄都很小的学生纠察，如何能将三个至少在体格上更成熟的“大人”“扭送”公安局？周围并没有几个围观者。至少，三名“肇事者”存在许多逃跑的机会……
我不能确定的是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但当时纪录下“1时后”相信是有所本的。现在可以用来重构这个时间概念的证据有二：
1、23日下午“十万人大游行”开始的时间，据许多文献记载的是“2点”。新华社内参记者记录的时间是一点多。而我的摄影证据表明，我到达天an门时，这场游行显然还没有开始。
2、根据笔者的现场记录，“北知联”到达广场的时间是“3：00”，而胶卷作证，这是我到纪念碑绕了一圈（历时约一小时）后，回到长安街时，在南边摄入的。
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综合推算，蛋击天an门城楼毛像比较准确的时间，应是下午13：30至14点之间。
至于毛像的污染程度，在笔者的印象中，污染并不严重。……除了毛泽东右衣领下面胸前一块明显的污迹外，依稀还可见左脸颊与左眉头上有星点痕迹。相信在覆盖前的足足两个小时中，肯定被许多人拍摄下来。
“蛋击毛像”事件的重构
鉴于以上情况，整个事件的经过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大约在中午12点以后，三人在中山公园内开始制作“蛋弹”；13：30至14时之间，全部完成“蛋击”过程；大约在14时以后，学生纠察队将三人带离现场，进入广场营地；经过约两个小时的“审查”，他们仍无法确定三人的身份；在公安人员的压力下，营地临时权力机构以民主表决方式，通过了将三人送交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决定；下午15：50，狂风大起前，天an门管理处工作人员，用一条绿色军棉被对污染的毛像进行了覆盖，当晚22：25进行了更换。
如果这个叙述是合逻辑的，那么，直接管辖天an门管理处，拥有天an门广场摄像头的北京市委；具有军队背景的李云、岳风，以及依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记述的轩彦，为什么会在时间的记述上，离事实如此之远呢？依笔者推断，有四种可能：
第一，三本书都经过同一人或同一机构审查。
第二，根据公安局笔录的“口供”。笔录者听不清浏阳话，误将“13时”听为“是3时”。
第三，北京市有关方面，有意造成“游行高峰”中爆发的事件印象，事后谎报时间。
第四，天an门管理处工作人员，或有意展览污染的毛像，或因工作疏怠报告迟钝，为掩盖“过失”，谎报了时间。
而正因为有这个错误的时间概念存在，才有了外界后来传言的“毛泽东显灵”说：毛像被塗污后，“转眼之间”风雨大作……
关于事发现场的情景，由于本人不是全过程的目击者，无法断定两种不同的“现场互动”根本不存在。但依据中国人聚众围观的情理，人只会越聚越多，直到公安前来驱散。但出人意表的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天an门管理处、遍布广场的着装警察和便衣警察，自始至终坚持不露面，而三位哥儿们似乎也铁石心肠决不逃逸。不仅不逃，而且慷慨赴“鸿门宴”。如果没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精神，后来的结局是难以想象的。
笔者认为，八@民运是发生在十六年前中国的一场大型的、内涵复杂、诉求多元、表达各异的群众运动，无论其成败得失，都是与当时中国人的情感需要、觉悟水平、处事能力和成熟程度相关的。蛋击毛像事件之所以值得“较真”，原因在于，它牵涉到八@民运的主流、当时公众的浅层意识，到底是“亲毛”、“仇毛”，还是“淡毛”？是“反毛”还是“仿毛”？或者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含意？而做出这种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提供事件的真情实况。正义和科学无需谎言，刻意“丑化”或“理想化”都是无济于事的。
2005年5月4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