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口述：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资中筠口述：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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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 （进入专栏）  

　　
　　从跨越两个时代的文科大学生到外事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学问，到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81岁的资中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经历？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她方庄的家里，资中筠接受了本刊专访。
　　资中筠先生脸庞清瘦，显得很恬静。客厅的陈设以中式为主，墙上挂着丈夫陈乐民的书画遗作。在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漂亮的钢琴，她还常常弹奏。
　　一见面资中筠先生就笑着说，”说一下过去的经历，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变化的缩影，跟近代史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学了10年经济学，母亲受益于黄炎培的办学
　　
　　我父母同岁，都是世纪同龄人。父亲出生在湖南山沟里，家里算是个小地主，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亲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类的，废科举以后没多久县里就有小学了，就是新式学堂。当时，县政府拼命宣传，说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学，上学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发校服。父亲曾对我说，他一辈子上学就没用过家里的钱，从上小学起就是政府倒贴钱给他们去上学。
　　父亲中学毕业时才17岁，家里给他说了个媳妇，并且限制他上大学最远不能出长沙，父亲不愿意接受这种束缚，逃婚跑了。这也是那时候青年中间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华，但因英文不好没考上。恰好碰上官费留日招生，他通过了考试，就跑到日本去读书了。那时青年人都是想救国的，不管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大概他是想经济救国。所以，从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读了10年经济学。父亲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从政的意识很强，非要参加什么革命运动，但思想上肯定受到当时的新潮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他毅然回国。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那个时候叫吴兴县，现在叫德清县，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鱼米之乡。外公做过不大不小的官，据说是松江府台之类，但是去世比较早，因此家里也有点儿困难，并不是很有钱。那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缠足的，可母亲家比较开明就没有缠足。面对当时各种维新、革命运动，外公曾对孩子们说：”我是食君之禄，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你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有幸考进黄炎培、史良才等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那所女子蚕桑学校位于苏州浒墅关，水平大概相当于中专和大专之间。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社会上比较开明的女性。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和她是同学。
　　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养蚕制作丝，改良蚕丝业。现实意义非常明确，与日本丝业竞争，战胜日本，守住中国蚕丝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母亲这批女学生搞科学养蚕，从德国进口显微镜，研究蚕的生长。假期实习分成小组，到养蚕户家宣传、传授科学养蚕的办法。母亲最后的工作是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任蚕桑科主任。
　　
　　父亲喜欢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亲工作
　　
　　母亲比父亲出道早，父亲毕业回国时，她已事业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迟婚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我父亲等了她十年。最后母亲被感动，就同意结婚了。婚前母亲给父亲”约法三章”：一是不到他们家去当儿媳妇。那时候浙江人看内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觉得他们闭塞落后。母亲是书香门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不愿当封建大家庭的媳妇。但是要他们家正式出来一个人到上海来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当媳妇，又要明媒正娶，母亲这两样都要。二就是我父亲不能从政、做官。不能从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场，就有上下级，对上总要卑躬屈膝，而且母亲很讨厌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来往、打牌。三是在经济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经济权，父亲不得干涉。因为我母亲喜欢帮助别人，而且 她特别喜欢资助别人上学，她希望父亲别干涉她这些，别太小气，这些我父亲都答应了。
　　不过，父亲还是有点儿旧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择偶条件很新，就是喜欢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结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虽然没提出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就把她关在家里了。母亲看似约法三章很厉害，实际上牺牲了一生的事业。
　　父母结婚以后，黄炎培和冷御秋还曾专门跑到家里去跟我父亲谈判，要请母亲去丝业改良委员会任职。在他们的劝说下，父亲被说动了。可是不久母亲怀我了，暂时不能去工作了。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在家修养，慢慢脱离了原来事业的环境，逐渐变成家庭妇女。上世纪50年代，母亲曾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挺遗憾的，后来没有什么成就，不像费达生一直献身蚕桑事业，做出不小贡献。所以母亲那个时候精力没处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
　　
　　民国时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就是母亲教授的。
　　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那时候的学校，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校训，但是大同小异，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清华、北大和南开还是联合招生。从1946年复校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来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复校后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名额，而招生范围忽然扩大到全国，录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别是像清华、北大那样的少数”国立大学”全免学费，是贫寒子弟力争的机会。我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读了一年，1948年又考转学，直接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
　　1949年后，清华开始搞”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运动，外文系是重点。当然也还是继续上课，我写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先生。那时候钱先生刚回国，没有后来名气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比较年轻、学问特别渊博的教授，讲课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运动后，同学们推选我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要求取消毕业论文，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个提议当然被驳回了。不过，最后半年主要是开会、思想改造，我又积极申请入团，就没心思学习，钱先生虽然不满意，但还宽厚地给了我90分。毕业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按专业，我本来分配到它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报到时被扣留在另外一个处–宗教事务处。
　　
　　在”和大”配合苏联搞统战
　　
　　1952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的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这时就特别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调过去。1953年，我正式调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驻维也纳。
　　实际上，”和大”就是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要争和平的旗帜，都要把局势紧张、战争威胁的责任推给对方。因此，苏联在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派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就成立了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接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都成立了同样的组织。
　　我在”和大”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专门配合苏联开会。苏联要想宣传一个和平外交主张的时候就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搞一个名目：”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或者”裁军会议”，然后各个国家派代表去参加。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趁这个机会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与许多没有建交的国家发展民间往来。
　　配合苏联外交工作这个事情，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神秘，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凡是有名一点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路人，或是左翼社会党。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成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开会时，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国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园寺公一。
　　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离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国家进不去，所以开始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就搬到维也纳。每一次开会要通过好多好多决议，世界上有什么斗争我们就支持什么斗争，各个小国家或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支持他们斗争的决议。比如通过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独立斗争，要求释放肯尼亚的民族领袖肯尼亚塔等等。
　　我记得，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开会必然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议题。但是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共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后来几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那时越南的代表讲话总是得到全场起立鼓掌。
　　
　　跟着郭沫若见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
　　
　　1955年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印度作为中立国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鲁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鲁夫人。后来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埃及出现了纳赛尔革命，于是扩大到”亚非人民团结运动”
　　1958年在埃及开会，成立”亚非团结委员会”，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这样我们机关又多了一个牌子，叫”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那次会议我跟着郭沫若一起去萨达特家里，他那时是埃及国民议会主席。埃及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都是挺神气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挺有范儿的”。他们自己不讲外文，正式讲话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们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带面纱，许多曾留学欧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萨达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萨达特没有穿军装，态度也挺谦和，谈话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我们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之类。没想到多年后，他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言和的埃及总统，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团的团长还受到过纳赛尔的接见，我也陪郭老参加了。他的接见与我国领导人见外宾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非常神气，我们所有被接见的人像赶鸭子一样，先被引到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内，都没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间里等纳赛尔。半天，忽然通知纳赛尔要来了，让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头喝道，纳塞尔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儿发表一通讲话，连个座都没有，也不和客人交谈。然后就退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傲气了。后来我发现不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有点这个味道。
　　
　　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回国挨饿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这件事对整个欧洲的左翼触动很大，我自己也很震惊，至今印象还很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国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外自然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惊。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洗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坚定地相信国内所讲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也还是要拥护苏联，不能让帝国主义钻空子。
　　不久，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好多原来的共产党员退党。紧接着就接到国内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说我党一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有错误。但是越到这种时候，共产党人越要坚定，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退党了，党就更加纯洁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就想要特别注意自己要经得起考验。我当时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因此对共产主义事业动摇。
　　1958年，我们听说国内”大跃进”了，粮食多到吃不完，农村吃饭不要钱，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中国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时候，又听说国内经济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还在挨饿。现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我跟陈乐民就觉得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非常惭愧，就申请回国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块儿去挨饿。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困难，是不是政策失误了。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在国外与国内生活反差太大，是惭愧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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