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方面是强盛且不断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是经济停滞的欧美，这个组合正让西方日益感到不适。尽管中国并没有用军事手段横扫世界，但中国似乎正通过商业途径，一步一步地将世界收入囊中。仅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公司和投资者就寻求收购两大标志性的西方公司：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mithfield Foods)和法国旅游度假公司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
欧洲和美国倾向于担忧北京在南海的强硬姿态、中日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西方企业发起的网络攻击，但这一切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一个不那么明显、但更让人不安的现象：中国国有资本主义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气势。
通过收购企业、开采自然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在世界各地放贷，中国正在谋求一种柔性但不可阻挡的经济占领方式。近乎无限的金融资源，使中国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成为一支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有可能消除西方公司的竞争优势，减少欧洲和美国的工作岗位，甚至削弱外界对中国人权侵犯行为的批评声音。
最终，借助十多亿中国储户的存款，“中国公司”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收购战略资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这些存款在金融上受到抑制——储户的回报率为负值，因为利率低于通胀，同时严格的资本管制使储户不能把资金投向海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如今控制着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以及从南苏丹到红海的油气管道。
一条穿越缅甸、连通印度洋与中国昆明的管道，按计划很快就能完工，而另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北方的管道已经建成。中国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举投资，承接大型水电工程，如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修建麦洛维大坝(Merowe Dam)——这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工程项目——以及厄瓜多尔耗资23亿美元的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Coca Codo Sinclair)。据非营利环保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称，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地参与修建的其它大坝多达200余座。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并在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渴求铁矿石、大豆和铜矿等资源的中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等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更低的关税和中国经济繁荣，是这种迅猛增长的根本原因。通过主要购买自然资源和粮食，中国意在保障国内两大经济引擎（城镇化和出口行业）的资源供应链。
在欧洲和北美，中国登上舞台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但数据清楚显示出增长趋势：中国对欧盟的年度投资总额已从2008年前的不到10亿美元，增至过去两年的逾100亿美元。根据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已从200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大幅增至2012年创纪录的67亿美元。去年，33%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欧洲。
以隐形补贴和廉价融资为形式的政府支持，使中国国有企业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从2008年起，西方的经济低迷让中国国企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物色它们之前无法染指的技术、诀窍和交易。以往买不到的西方资产现在可以买到了，而中方的投资带来了卖方亟需的流动性。
这一趋势在未来只会进一步强化，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未来几年一路飙高。据荣鼎咨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高达1万亿至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国内享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如今可以投入雄心勃勃的国际扩张，和全球企业巨擘展开竞争。这种不公平现象在钢铁和太阳能板行业最为明显；在这两个行业，中国在短短几年里就从一个净进口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中国产品充斥市场，摧毁了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相关产业和就业。
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切实威胁。但是，多数西方政府似乎并未把中国的国家主导型扩张政策当作当务之急来应对。
相反，那些苦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欧洲政府，把中国看成有望提供帮助的国家，要么购买它们的国债，要么在它们国家投资，创造就业。
国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现在管理着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位于雅典附近）的主要货运码头；中远获得了长达35年的特许经营权。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在2012年收购伦敦希斯罗机场10%的股份和英国公共事业公司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近9%的股份。国有企业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是葡萄牙发电行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投还收购了法国欧洲通讯卫星公司(Eutelsat Communications)7%的股份。
在中国公司的运营下，希腊港口的吞吐量增加到以前的三倍，但当地工会批评劳动条件不断恶化。现在对中国其他投资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但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本身将欧洲公司拒之门外或设限的行业进行投资，这一点说明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力何等微弱。
以占据欧盟对华出口将近一半的德国为例。柏林极不可能把不公平竞争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石。同时，布鲁塞尔缺乏影响力和领导力意味着，欧盟无法采取坚定行动来迫使中国出台措施，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或确保欧洲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得到同等待遇。
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国似乎想通过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来应对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贸易俱乐部，被北京及其他地方的批评者视为美国主导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政策。该俱乐部据信只对符合美国在自由竞争、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高要求的国家开放。由于中国达不到这些标准，中国将不得不推行改革，否则将面临地区孤立。此外，美国还为难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擘华为集团，拒绝批准其从美国各大电信运营商承接业务。这并不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是在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美国政府不惜把中国最知名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挡在门外。
西方公司抱怨，它们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和招标时遭遇障碍，并且难以在中国的受限行业展开竞争，可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在欧洲得到了红地毯式的待遇，能够收购战略资产和大公司，比如沃尔沃(Volvo)和德国工程设备生产商普茨迈斯特公司(Putzmeister)。
人们的观感是，如今要避免中国已经不可能，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做到包容——从提供慷慨的投资环境，到基本上将人权问题从议程中删除。一名欧洲高官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大棒，我们只能拿出胡萝卜，然后期盼得到最好的结局。”
在很大程度上受丹麦控制的疆域广袤且资源丰富的格陵兰岛，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去年，格陵兰岛通过法律，允许薪资水平低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这里的法定最低工资跻身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的外国工人入境。中国代表此前明确表示，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企有意投资于高风险、高成本的采矿项目，开发格陵兰岛的庞大矿产资源，但前提是格陵兰岛修订当地法规，允许数以千计低薪的中国工人进入该岛。
北极地区没有太多选择。鉴于北极地区的商业风险较大，而且这片面积大于墨西哥、但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区需要的投资规模较大，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成为格陵兰岛在未来发展方面的战略伙伴。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任务。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却能让多家国企开展合作，比如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采石油，同时让中国铁路修建基础设施。
格陵兰的领导人接受了中国的条件，因为他们很可能相信：没有中国方面的参与，这些成本高昂的项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推进；只有中国具备开展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需求、经验和政治意志。而且，格陵兰岛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参与这些项目，因此格陵兰政府破例允许中国劳工挣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盘算着新的基础设施和开采权使用费将造福于当地居民。
中国的雄厚财力、大量劳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需求形成了不可阻挡的诱惑，于是格陵兰愿意通过为中国量身定制的法律，满足中国方面的需要。在移民、外交政策等领域掌握格陵兰大权的丹麦，也决定不干涉此事。
就连加拿大这样的进步堡垒也出现了此类情况。奥巴马总统迄今拒绝批准Keystone输油管道项目，促使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总理的保守党政府转向中国，以确保加拿大原油有出口市场。以卡尔加里为大本营的石油工业，游说哈珀政府采取新的多元化战略，包括建设通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海岸的输油管道，尽管环保组织、原住民社区和公众强烈反对这个有争议的项目。与此同时，加拿大还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为中国企业提供慷慨的投资保护。
中国处于有关上述协定及西海岸输油管道项目的辩论的中心，随后，加拿大政府批准国有的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巨头尼克森公司(Nexen)。这笔151亿美元的交易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案。
更紧密的经贸往来产生了一些政治副作用。哈珀政府如今似乎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方面谨慎得多。鉴于加拿大直到不久以前一直是最强烈批评中国对待异见人士方式的国家之一，这不仅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还清楚地显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怎样排挤政治议程，即便在西方也是如此。
在澳大利亚，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趋势引入注目：2012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比2011年增长21%，达到114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矿业的重要参与者。澳大利亚的贸易结构仍高度多元化，但中国的份额正迅猛增长。
中国还已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投资者（按交易数量计算）。中国企业正在物色像普茨迈斯特这样的公司——拥有技术优势，已成为缝隙市场中的世界领先者。中国企业还通过这些收购，获取了有关品牌运作、营销、分销及客户关系的西方诀窍。其他公司则抱有更加机会主义的眼光。面对经济衰退，沃尔沃等苦苦挣扎的欧洲公司迫不及待地欢迎中国伙伴，后者准备注资或者买断全部股份。
以美元计算，中国在世界各地放贷的手笔甚至比直接对外投资更大，包括近年为委内瑞拉提供的400亿美元贷款，以及为土库曼斯坦提供的逾80亿美元贷款。中国的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关键机构，向外国提供巨额贷款，让其购买中国商品，为中国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及启动采掘及其他产业的项目。
西方在为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将援助与人权及优良商业实践挂钩，中国的贷款在这些国家起到最明显的作用。中国的放贷对安哥拉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面临被西方债权人、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切断资金的威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土库曼斯坦、苏丹和伊朗都曾面临此类困难，而中国为他们提供了不附带政治或道德条件的贷款。中国很少透露这些贷款的统计数字，但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一项研究显示，2009至2010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放贷者，放贷总额超过世界银行，达到1100亿美元。
有必要记住的是，中国全球经济扩张的背后是政府。中国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当中国的国企走出国门，寻求按照威权政府的规则行事时，就会有一种严重的危险：迫于经济需要，西方国家到头来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参与者，成为美国及欧洲市场中的有力竞争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威胁。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必须坚持西方繁荣的传统核心支柱：法治、政治自由，以及公平竞争。
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目光短浅。从长远来看，放弃我们对人权的承诺，或者对贪婪的国家资本主义百依百顺，将会给西方国家造成危害。是中国需要适应世界，而不是世界需要适应中国。
作者: 埃里韦托·阿劳霍(Heriberto Araújo)和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 Pablo Cardenal)是《中国的沉默大军：正以北京形象重塑世界的先驱者、商人、掮客及工人》(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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