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后人纪念六四，如果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图腾，可能会失去原本具有的道义力量和现实意义。如何把六四的诉求和当下中国社会结合起来？激活当年诉求的现实意义？在今年6月1日的纪念活动上，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旅法学者张伦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发出了呼吁。
RFI：您在6月1日的纪念活动中重温了当年北京学生提出的七项诉求，是什么促使您产生这种想法的？
张伦：我之所以重提当年这七项诉求，是因为发现近年来许多国人在纪念六四时，更多地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口号，比如当年的学生追求自由民主，很多人也谴责当年中共对学生的血腥镇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纪念六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纪念六四，必须记得当年学生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不仅对于六四本身，而且对于探索中国下一步的走向，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如果简单地停留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上，和我们现实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和中国目前的问题、困境与危机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提七点诉求的原因。
RFI：那么这七点诉求究竟是什么呢？
张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先生去世之后，17日就有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将他们的诉求进行归纳，成为后来贯穿整个学生运动的基本要求。后来的绝食则把诉求更加简单化了，就是要求当局承认这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与学生对话。这都是些简单的诉求，但后来遭遇到中共的血腥镇压。
这七点诉求的内容是：
第一项是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先生的历史贡献，要肯定胡耀邦先生提出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价值。
第二项是要正确评价对待那些因“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而受打击的人。这完全是符合宪法的、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第三项更具有现实意义，就是要求党政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我们都知道近一两年来大陆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布问题，但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下文，相反，前一阶段北京街头有志士打出标语，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结果陆续被捕，可能被判重刑。
第四项是增加教育经费，这在当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今天人们可能觉得有些大学已经很有钱了，但这个问题仍然有现实性：中国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仍然严重欠缺经费。这项诉求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仍然有它的意义。
第五项是要求取消北京当时关于集会游行的禁令。这一禁令是1986年学潮之后，北京市政府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就匆忙推出的条例。它当然是违背宪法的，不仅在当初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第六项是要求新闻自由，允许民间自由办报。我想今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今天中国所谓的媒体仍然是党的宣传工具，我们还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这仍然是中国目前不可逾越的一个严峻课题。
第七项是要求自由的、民主的选举，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选举民主只是有层级、范围、指向的区别，但归结起来都是要求宪法规定的权利能够更好地落实，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发展。
就是这样的七条诉求，官方全然拒绝，没有任何的正面回应，才导致了学生的罢课和游行，后来学生把这些诉求简化，只要求承认运动是爱国的、民主的，即便如此最后也被血腥镇压。我们今天纪念上述诉求，就是想说明一点，即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八九仍然是今天中国各种问题和危机所不可逾越的一页。只要这些问题不正面回答，中国就不可能有未来，不可能有和平、稳定、祥和的局面。我们姑且不提六四，仅这些要求而言，也是出于中国现实的合理需要，是今天所亟待回答的。
RFI：您提到这七项诉求，都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自1989年以来，整个国家的面貌也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反差？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和1989年相比，究竟是停滞、退步还是仍然有所进步？
张伦：24年过去了，中共当局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以经济发展为优先，鼓励大家发财，不要参与政治。只要过多地介入政治议题，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格局。正是由于一方面有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有经济发展，许多人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领域，中国经济这些年确实有长足发展，这是不容质疑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中共在六四之后，进一步放开经济领域的结果。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回顾八九之前，中国任何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出台，都面临很多的意识形态争执，所谓姓资姓社等等。正是八九这样一个冲击，以血的代价，让中共和邓小平下了决心：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挽救中共政权。即使只说经济发展，八九的流血代价也是后来经济能够相对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畸形发展、这种“党主发展”的模式，才造成了今天权贵的掠夺、环境的破损、道德的败坏崩解，这些问题在六四24年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又急剧地逐一浮现。这样一个增长期带来的一些正面的、能够导致遗忘的、能够暂时忍受的东西，现在开始越来越成问题。
今天中共重新面对新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来自哪里呢？是从它当时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合法性危机而开出的解决药方——发展经济——当中出来的。由此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又使中国今天面临着新的严重危机。这些危机，是这二十多年来畸形发展所积累下的后果。
如果我们不回到当年的一些正面诉求上去，来正面面对这些危机，而以所谓“维稳”的方式、所谓“七不讲”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我们很难说，中国会不会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大的危机，葬送这个民族迄今所取得的成果，面对更大的灾难。这是所有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执政当局来说不能不直面回答的问题，如果一味以为强力镇压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想今天积累下来的问题，早晚会爆发出来，到那时民众会付出很多代价，而对执政者也绝不是个福音。
RFI：在六四重温这七项诉求，在您看来，要重新推动这一进程，七项中哪一项或哪几项最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张伦：我想七项中增加教育经费当然可能是最容易的了。其他例如新闻领域的自由，能否由法律加以规范，让中国民众有更多知情权、表达权，能不能公正评价过去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丝丝相扣，相互连带的问题。
要说最简单的问题，能不能先公布官员财产？以“人民公仆”为标榜的官员，以“为人民服务”为标榜的国家，公布财产有什么不能做的吗？除非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其中的“猫腻”太肮脏了。但是如果这种“猫腻”、这种腐败、这种黑暗持续得太久，早晚也是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未雨绸缪、赶快公布，让民众来监督，那或许这个问题还有解。如果拒不公布财产，这种黑箱状态持续下去，权贵的恶性掠夺持续下去，那我想早晚会出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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