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前几天在深圳公干，随即又跑到上海参加好兄弟徐洁云的婚礼（这里给他打一个广告，他的微信公共账号我之前也多次推荐，移动吐槽：jiaxinwen360 。欢迎大家关注），随后又跑回杭州，本来昨晚大概能写故事的，结果我又跟一个同学喝到半夜，以至于好几天没有更新故事了。就冲这几天没有更新，让很多甘蔗担心我，我就得罚自己再喝两瓶。
虽然这一段时间比较忙，但我也没有放下阅读，所以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读过陈秉安先生的《大逃港》一书。
正如文章开头说的，我前几天在深圳，那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喝酒的时候聊起过一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大逃港”。按照稍微官方的说法，大逃港就是指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有一本周星驰的电影，我名字不太记得了，影片开始就是周星驰穿着解放军军服，然后泅渡上岸，给围观的香港人和外国人兜售纪念品。后来我看那本片子的时候，这个镜头就没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人指出这就是暗讽大逃港事件，可惜那时候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
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在那本书里边给我记忆最深的并不是怎么逃港，而是为什么要逃港，在逃港过程中的伤亡以及香港人当时的态度。
为什么要逃港？《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深圳宝安县委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当局开始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大逃港》一书中有过这么一段记载，以至于此前对香港限购奶粉以及香港与内地人口水战时一直保持沉默，如果你们看完以下这段文字，也许也会深深的思考，为什么才几十年时间，曾经血浓于水的同胞会互相抨击。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里，我还是想跟各位甘蔗说那么一句话，读书越多心里越不痛快，每每看到这样的内容，我总是觉得心里堵得慌。但是我一定要去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民族曾经走过什么样的困难。其余的，我想也不用我多说了。
第二本书也是我多年前读过，今天顺手翻起的《墓碑》，作者是曾经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他所讲述的则是从1958大跃进引发的大规模饥荒事件，史称”三年自然灾害”。这本书当中，杨继绳先生以自己的养父作为开头，讲述了在那个年月中养父饿死之后，引发他对事件真相的思考，从而再回顾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由于火车上的信号不太好，关于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我不做更多的介绍，直接饮用他其中的一些文字。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他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总之呢，相比《大逃港》而言，每次读《墓碑》的时候，心口犹如有一把重锤，时刻在敲击一样，心痛莫名。
我想，在文章的最后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来结尾，“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知道各位甘蔗看懂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