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托洛茨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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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树山
夜已经很深了，托洛茨基的幽魂仍在我的书页间徘徊。1940年，这个人就已经死了，死得非常惨烈和可悲。这个年份距我出生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为什么对这个死去已久的外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呢？
比那更遥远的日子，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此，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如火如荼，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他当年热烈信奉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也不再时兴（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然而，岁月无情，时间改变了一切，人类在天堂实验的废墟上思索，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的魅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他们或者死于非命；或者一生蹲在大牢里；或者不断地被追查，如一只惊悸不安的鼹鼠躲进幽暗的洞穴，一夕数惊，捱过凄凉无望的余生；或者在生前和死后被打上罪人的黥印，抹上耻辱的污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托派。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他们所要推翻的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自己的营垒。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殉道者。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天，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指鹿为马向来是肮脏政治中权斗的惯技，环绕在权力宝座周围的人可不是圣徒，或者说，抱有信念的圣徒凤毛麟角。今天和甲抱团干掉乙；明天再和丙结盟干掉甲，如此循环往复，恶斗不休，正是专制权力运行的常态。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各地不断地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又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他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这个对革命有着狂热信仰的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天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再次面临被驱赶和流亡的命运。这次的迫害来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于他曾经的“战友”，来于“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 “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我们可以看他留下的某些著作的名字：《俄国革命史》，不错，他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不断革命》：这是他一生的信仰和实践，；《我的一生》：很好，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即使打不开那扇门，起码我们可以从锁孔中窥到他心灵深处幽微的光亮……
我很关注他的后半生，从他被“自己人”流放开始……
“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他说。的确，他的妻子关于流放的记述写了一大篇文字。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如下情况：
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写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显然，他被“自己人”扫地出门，处境十分狼狈。本来这一天，他们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是第二天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准托洛茨基接电话，不准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要把他秘密押解走，并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便欺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拖了出去。他们把他强行押解到火车上，托洛茨基只好接受现实，安静下来。此次随同流放的，除了他的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了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托洛茨基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的人员全部被清除。其中谢尔穆克斯追随托洛茨基来到阿拉木图，当晚被格别乌人员逮捕，先是在地牢里关押了几个星期，随后被押解回莫斯科；另一个波兹南斯基也想自愿随同托洛茨基流放，但在塔什干被捕，两人被流放到后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不同“岛屿”，分别死于不同的流放地。在托氏身边勤勉工作，被称为“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于1924年被迫自杀；还有一个“勤劳而恬静”的布托夫，被捕后受尽折磨，斯大林一伙要他作伪证，他因长期绝食死在监狱医院里。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伊犁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是，托洛茨基是一个革命家，他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庸常的生活里。如他的妻子所记：“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 “6、7月间，在苹果园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还在干，他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的网络还在运行，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指导着世界革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暧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也是自称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这里可见托洛茨基对发生于中国1927年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的看法。显然，他坚持左派立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警惕打着各种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破坏活动。可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亚洲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会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写道：“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血腥的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托洛茨基被割断了和他的党以及广大群众的联系，他的流放地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保持着通信，这个小圈子在镇压下不断缩小，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在不断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灼和忧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他意识到，他的所谓“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是什么呢？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它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它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经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跌落过程，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地传来，“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的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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