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大明帝国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会议是在“团结、民主”的气氛下召开的，主持大会的，是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皇帝向出席会议的帝国臣工介绍了当前的社会形势：李自成的四十万大军已经突破宣府防线，进逼京畿，国家危亡在即。随后，皇帝切入会议议题，号召帝国的大小臣工们——为守卫京城的官兵捐助军饷。
在此之前，崇祯十二年，皇帝已经在官员中搞过一次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受到官员集团的联合抵制，皇亲李国瑞竟因此庾死狱中，可谓是：宁死不捐。在这样的强烈的反对声浪里，募捐活动不了了之。
崇祯十七年，帝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不得以，崇祯皇帝再次官员们伸手求助。
这一次，皇帝的倡议得到了官员集团“热烈的”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踊跃——哭穷。原来掌管帝国大权的官员们，个个是清如水的丐帮子弟，很多人回家后在门外挂牌广告：“此屋急售”——帝国的官员们，已经穷得要卖房子酬国了。
在经过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决议后，崇祯皇帝在官员集团中，募集到白银——20万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北京，缺粮短饷的明守军开门揖盗，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随即，李自成的军队在京城开展了一场“追赃助饷”的活动。不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军的助饷方式是：把明朝官员抓起来拷打。这样一番拷掠后，农民军从北京一地“募集”到的银两数目是：七千万两！这些银两，绝大部分掠自京城的官僚集团。而当时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400万两白银。
李自成能够从官僚集团手里取得“赞助”，而崇祯皇帝不能。因为，皇帝用的是“民主”的方式。
大明帝国灭亡了，亡于一种“民主制”。这一制度，我愿称之为：官僚民主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权是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在历代每一个王朝的衰落过程，总是一个皇权专制向官权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帝国的成长成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逐渐成型，最终成为左右体制命运的中坚力量。官僚集团不仅把持了帝国的政治命脉，更聚敛了足以影响帝国走向的经济势力，从而成为政权实际的主宰。存在与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就是一种畸形的民主机制。
官僚民主制，是比皇权专制更为糟糕的体制模式。它主要的特征，是把官权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时期，由皇权推动的任何改革、改良举措，都会被官僚集团消弭于无形，甚至成为新的官权聚敛的契机。官场的争斗状况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达成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官僚民主制的功能，就是迅速的把帝国的民生剥夺净尽，把体制推向崩溃。同时，在这一“民主进程”里，官员的集体品德和智商向低洼处汇集，成为一群贪婪、自私、颟顸的体制蛀虫。
官僚民主制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它兼具专制与民主制的双重弊端，却不具备专制和民主制的任何一方优势。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类最坏的民主制。
当然，您说的对！那不是什么民主，那只是一枚因为熟透而腐烂的专制果实。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