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的诸多官民冲突与网络爆料之中，我经常惊叹于官方回应的想象力与厚脸皮。例如，在最近几起关涉城管的事件中，官方的想象力便一再突破底线。
6月3日，网络爆料称延安城管暴力执法，视频中清晰可见身穿城管制服的工作人员跳起踩踏商户的头部。迅速地，延安城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工作人员为“临时工”（6月5日，大洋网）。网络公众莫名惊诧，“临时工，怎么又是你”？
当然，我认为最富想象力的，非武汉洪山区的“卧底城管”莫属。6月15日，网络爆料称武汉有城管“白天执法，夜晚练摊”。两日之后，武汉城管局即发布调查结果，称两位城管工作人员并非真摆摊，而是体验执法。17日的媒体通气会上，城管部门还出示了两位城管一个多月“体验”过程中所各自写下的一万多字日记（6月18日，《新京报》）。不过，这个解释立即遭到网友的无情围攻，好事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天问：为什么日记有手写和电子两个版本？为什么长达一个多月的日记，是一支笔写就的，是事后补写，还是真的体验日记？其中一位城管桂文静，已经工作10多年，如何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从未被同事辨认出来过？等等。
在事件刚刚发出的时候，惊叹固然有之，但是《京华时报》的报道亦称，公众多持同情态度。公务员本就是吃五谷杂粮、上有老下有小的凡俗之人，城管也不算中国公务员序列中油水很足的部门，练摊贴补家用，反倒是人性十足的一件事情。公众同情心泛滥，本来意料之中，但孰料武汉城管部门公布出这么一个惊世骇俗的结果来，两位“城管”的形象立即上升到楷模标准，几可彪炳史册了，这反倒令人无法按照常识来理解了。
城管的工作不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也不是《无间道》里的梁朝伟，根本无需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来体验小摊小贩们的心理与心情，也无需品尝他们的苦涩艰辛。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多数也都见过小摊小贩们在看见城管的公车或大盖帽远远而来时，仓促收拾家当狼奔豕突、仓皇逃窜的样子。他们售卖的小物件或者小食品，一毛钱一毛钱，一块钱一块钱地缓慢积攒，和他们在大夏天里汗流如注，大冬天里瑟瑟发抖的样子，难道不是任何一个有着基本生活常识的人都能够判断出来的困顿与辛酸吗？但凡有个稍好的前途，想来没有人愿意苦捱这样无边的日子吧？
即便我们真的相信了这两位伟大的城管的确具有悲天悯人的气质，要“卧底”来体验走鬼们的悲惨生活，我们常人几乎用几小时最多几天时间就能够了解的事情，居然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日日体察？城管与小贩之间就是一种典型的“你追我躲”的猫鼠游戏，所需的无非是文明执法、人性执法而已，未知两位城管大人的体验，能给城管工作带来多么富有想象力的管理创造？
近些年来，关于城管暴力执法、欺压商户的事情从来未曾有一刻停歇。但无论媒介如何曝光，舆论如何喧哗，城管依旧一日复一日依然故我，几乎成了中国行政执法中的一块法外之地，何至于此？
城管虽然有着繁复的工作内容，但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理遍布城市的流动摊贩。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无文化、无技术和缺乏抵抗能力的最底层民众。除非如同夏俊峰那样遭遇杀身之祸这样极端的事件，他们多数只会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资抵抗与申诉的成本。虽然城管并不拥有太多的暴力机器，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几乎无抵抗的权威。暴力执法不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权力惯性。
而城管的存在合理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可疑性。若要执行城市治安，原本就与警察部门职能重叠；如要说卫生，本身便有卫生机构；若说是商业管理，又有工商部门。如果说是城市建设，原本就有城市公共管理诸多部门的管控。若说以市容市貌这样一个理由，建立了一个具有暴力因素的政府部门，岂不是现代政治管理的一个笑话？因此，城管就是中国在城市化转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怪胎。
一个可疑的身份，掌握着尴尬的权力，却拥有着不受挑战的权威，城管在中国不演化出那么多的荒诞剧，才是咄咄怪事。
至于那些在城市边缘游荡，依赖有限的谋生技能，赚取着微薄的生存的摊贩，如何管理确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庞大命题。现代世界的公共管理体系，乃是维持公共生活与法律的秩序，而不是对于民众的一种生活干预。无论政府的产生，是通过武力夺权，抑或民主选举，进入管理阶段，便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契约。以发展为名，或者以城市面貌为名，剥夺他们的生存空间与谋生手段，就是这个国家最违背制度、最为残忍的发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