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第二章
冯学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财政十分窘迫。不久后的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了专使来，说军队缺钱，十分火急，请临时政府拨款。孙中山拨了二十万元。可是胡汉民拿着孙中山的条子到财政部一看，只有十块钱。当时财政总长陈锦涛在上海，次长手足无措。胡汉民于是挪用了粤北军款六万多块钱，又东拼西凑了三万多，勉强凑合了十万元，给了安徽都督的专使。专使看只拿了一半，还以为是胡汉民故意克扣他。（（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67页）
胜利来得太突然，革命党有点无所适从，闹哄哄的一片。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之后，革命军开会“选举”都督。不料，选举大会演变成骂娘大会。会场十分混乱。革命党人黄郛当场就掏出手枪、威胁异议者。黑社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刘福标，则大声扬言，要“炸了会场”。有一名叫做穆恕再的革命党人，愤而离席、对场外的警卫说了这样的话：“陈其美要争抢都督的位子！这选举大会，没法再开啦！”于是，大会不欢而散。（参《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31页，现场目击证人许奇松口述）
南京也是闹哄哄。在这时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爆发了一场关于定都北京还是定都南京的争议。胡汉民对此，是这样回顾的：
“参议院议员以同盟会占大多数，拘泥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余常以政府委员出席，辄为言：今为革命非常时期，戡乱未逞，议员不能充分信任于政府，而反制其肘！”当时，参议院不同意定都南京，认为定都南京不足以控制东北。章太炎更是直接指出：定都南京，等同于放弃东北三省。黄兴认为：都是同盟会的人，不应该发表不同的看法，应该听从党的指示。本来依照当时的《参议院法》，政府如果不同意参议院的看法，应该将定都北京的议案交参议院复议，李伯申、邓家彦都是这样建议的：最好依法办事。但是黄兴说：“政府决不屈服于参议院、做这个多余的手续，参议院必须自己改变决定，而且是今天之内必须改过来，否则我将带宪兵进参议院、用绳子绑架所有的同盟会议员！”（参（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66－67页）
而“老革命党”吴玉章则是这样回顾同一件事的：
“清廷在辛亥革命当中倒台之后，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决定中央政府定都的城市。出人意料的是，会场居然多数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知道后，大怒，他无法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孙中山下令：必须要重新改投。黄兴更是放出狠话：“明天12点之前，如果不改选定都南京，我就带兵来！”我（吴玉章）连忙从孙中山的抽屉里，拿了孙的印章，发文，重新组织改选。在压力之下，参议院最终改选：定都南京。”（参吴玉章《辛亥革命》159页）
实际上，为了约束袁世凯，南京方面还将《临时约法》里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曹汝霖认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6页）
对此，胡汉民是这样回顾的：
“此前，南京军队有第十七师，但是只有粤军、浙军两军有战斗力，其中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领一向反对黄兴，不受指挥。其他部队，基本是乌合之众，不能打仗。最严重的问题是军饷问题。当时宣告独立的各省，自己花都不够，更别提给中央交钱。当时黄兴对汪精卫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于是汪精卫努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同盟会没能广泛发动民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人民只能听得懂“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其他两个听不懂。《退位诏书》内有“授袁世凯全权”的字样，袁世凯凭着这一句话，认为自己的政权并非出自于革命党的禅让，而是出自于满清政府的让渡。当时孙中山读了诏书之后，大怒并指责此行文不当，而袁世凯和唐绍仪则说：“诏书是清廷的遗言，现在已经无法更改了，因为清廷已经死了，总不能叫它复生、然后让它再死一次吧？”于是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参议院于是通过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附加了这样的条件：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于是，派出了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去北京、邀请袁世凯南下就职。”（参（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69-70页）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组织了第一届内阁，以唐绍仪为总理，同盟会就任阁员的，有教育部长蔡元培、司法部长王宠惠、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王正廷代）。是一个北洋势力和同盟会势力的混合内阁。（参（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70页）
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解散的时候，同盟会就开始有人退党了。章炳麟跟从张謇、熊希龄、赵凤昌，奔走于浙江、江苏两省之间，号召成立立宪党派；刘成禺、时功玖等人则组成共和党、拥戴黎元洪。同盟会于是在南京开了一次大会，党员分成左右两派，右派认为：暴力革命告一段落，应改为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参政工作、站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的立场，不应再以秘密会党的性质存在了。左派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让权给袁世凯，前途未卜，同盟会应该继续从事秘密会党工作，不应该过多参与合法的参政工作。讨论的结果是：右派占了多数，并倡议：孙中山既然参与了公务工作（铁路总督办），不宜再管理党务，应该让汪精卫当同盟会的总理。胡汉民当场反对，说同盟会员们见识短浅，但遭到众人口诛笔伐，他只好黯然退场。失望之下，胡汉民萌发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来汪精卫谦让、不肯就任同盟会总理一职。（参（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71页）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宣布辞职。2月2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7日，临时参议会和临时政府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赴北京、邀请袁世凯南下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为什么要督促袁世凯到南京来上任呢？因为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让袁世凯来南京上任，可以削弱他的力量、防止他搞专制独裁。
可是，袁世凯并不愿意南下就职，他的理由有：北方尚未安定，人心未定，总社党仍时有反动之谣，暂须坐镇北京，不能南下。南方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于是派了部长五人（宋教仁、汪精卫等）北上，意图说服、迎接袁世凯南下。（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6页）
汪精卫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之后，于29 日当晚，袁世凯属下的第三镇（曹锟部队）兵变了 。
当晚8点，第三镇的士兵们以拖欠工资未发为理由，突然发动兵变，在北京城各处地方对平民四千多户人家实施抢劫，并放枪闹事，一时把北京城闹得鸡飞狗跳。
袁世凯动用军队把兵变给镇压了下去。这下，北京城里的商民两界人士被吓坏了，纷纷发表社论请袁世凯“不要南下南京就职，北京城不能没有了袁总统”。
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使团人员也被吓坏了，也觉得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于是也发表附和的言论。
当时的旁观者冯玉祥，是这样回顾这场兵变的：
“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重重包围，并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肆抢掠，府中珍贵的东西，搜刮干净，窗户杂物也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还不算，士兵们还大举放火。陆将军对我们说：段芝贵这个人该杀！他减了士兵的薪俸一两银子，激起了兵变。这次兵变，减薪是导火索。当晚十二点左右，陆将军去总统府，见了袁世凯。只见袁世凯和他的儿子袁克定毫无办法。总统府中门窗杂物，七零八落，地上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世凯问陆将军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总统不要管，无非是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就开出城外了，分别驻在南苑和长辛店。这场兵变一闹，善良的官兵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走路都低着头。北京家家铺子都关着门，许多门上贴着：抢劫一空的字样。第二天，北京的街头就贴上了陆将军和姜桂题捉拿土匪的布告。结果糟了，当时在街头贪图小便宜、拾捡残留财物的老百姓，被官兵抓住，当作土匪、拉到天桥杀头去了。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四牌楼各挂了两个人头，示众结案了事。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晚上，姜桂题自己的部队（毅军）也在西城闹了兵变，接着，天津、保定，也相继闹了兵变。” 冯玉祥还说：“在这里，我要郑重说明一件事，这场兵变，许多文献众口一词说是袁世凯阴谋搞的，目的是为了不去南京就职总统，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袁世凯了。当时袁世凯对自己的军队是没有这样收放自如的操控能力的。我当时对这次兵变，亲身耳闻目睹，这事情不可能是那样的。”（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160－165页）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
“不知道是哪一位策士出的主意，等南京专使到北京之后，密令一部分军队在北京发动兵变，以证实袁世凯之前所主张的不能南下的理由，不料接到命令的士兵假戏真做，趁火打劫，大肆抢劫，北京市民遭殃众多。专使不敢住在行馆，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天白天，我和陆征祥到车站去接章仲和，看到街上士兵三三五五，到处游荡，毫无秩序，我当时对陆征祥说：刚刚宣布共和，当兵的就如此散漫，还没有以前守规矩，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当晚在陆征祥家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自远而近，陆家的家人近来报告，说北城兵变了。饭后，我们登楼一望，见火光四起，听说有钱人家的府邸，许多都被放火抢劫了。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大声拍门，幸亏门还坚固，没被闯开。随后，派了仆人外出一看，说凡是大户人家，当兵的挨家挨户破门而入，主要是抢劫金银首饰，有的士兵一只手戴了好几个金镯子，有的兵将金戒指穿成一串、套在脖子上。有的兵一人就穿了好几件皮袍，有的甚至穿了女人的皮袍。形形色色，就是没有看到弹压的军警。天亮之后，枪声才停止了。 我步行到街上，街上已经一个兵都看不到了，有几个零零散散的伤者躺在屋檐底下。街上到处都是空箱子和杂物。到了总统府一看，看到院子里也有被人遗弃的枪支、军衣和零星物件。我进门之后，见了袁克定，他假惺惺地问我：你昨晚受惊了没有？将士们听说南方专使来接我父亲（袁世凯）南下，纷纷起来反对、不守军规，胡闹起来，这班兵丁，听到风声，就闹成这样，如果我父亲真的南下了，不知他们还要闹成什么样子？原因就在于南方要我父亲南下！我暗自笑他。随后我见了临时参议院议员汪荣宝，汪荣宝骂道：哪个王八蛋出了这种毒计，连我家都被抢劫一空了，这样还象个政府吗？后来我又去六国饭店，见了庆亲王奕劻，奕劻说：昨夜当兵的闯进我家放火，我只好逃出来暂时躲避。想不到全权交给袁世凯，他也没有办法。共和刚刚开始搞，当兵的就如此乱来，以后怎么办？不久之后，汪荣宝去了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了兵变。南方经这一吓，就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由唐绍仪领衔组阁。”（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7－98页）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对于北京兵变一事，则是这样认为的：
“宣统皇帝退位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派了蔡元培等五个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料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第三镇兵变，事后我听说：这次兵变，是我大哥（袁克定）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情。但是事后南京方面妥协了，于是，我父亲在北京宣誓就职。”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9页）
北洋军人李鸣钟对本案看法却不同，他是这样认为的：
“北京兵变，一般认为是袁世凯策划，以作为拒绝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其实并非如此，当时部队官兵有许多人咒骂袁世凯为篡夺江山的奸贼，而且闹兵变的第三镇原本驻扎在吉林，军纪一向很坏，进京之后更是放浪形骸，嫖娼、赌博、酗酒，各种积怨再加上段芝贵削减官兵的工资，直接导致了兵变的发生。”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221页，李鸣钟回忆）
事后，不断有人认为那场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目的在于制造留京借口、迫使南京答应自己留在北京老巢任职、以方便日后自己施行独裁。
当时在北京城外通州当兵的徐永昌，是这样回忆本案的：
“……民国元年农历正月十二晚上，正值我在新城放哨，半夜里骤听的西边北京方面，有枪炮声，夜静相去四十多里，清晰可闻……天刚亮，西城门楼哨兵报告我说：有三人要进城，我们闭不开门，我说天亮了，可以开……开门一看，是三个兵拉着两头骡子，支吾着说，第三镇有公事交他们送往某处……太阳将升……此时身上藏的一大包小银宝适落地，随即绑起，不久，哨官对我说：已接北京电话，第三镇闹兵变，命我们出城去堵截变兵……之后，通州也发生兵变……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主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不过袁适逢其会，利用兵变拒绝迁都，或者有之……若谓第三镇兵变为袁主使，然则毅军兵变，亦将谓有人主使耶？…….”（参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
兵变之后，舆论多呼吁袁世凯留京任职。其中，黎元洪更是通电全国，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221页，李鸣钟回忆）
于是，在南京的孙中山、临时参议院、临时政府就很被动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还逆舆论而动、硬要让袁世凯南下不可，就显得南京一派人物有点缺乏诚意了。3月6日，南京终于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也同意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临时政府公报》第36号上发表了誓文如下：“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踰，待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参《文史资料选编》第51辑，北京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页）
定都之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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