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养寇自重”古今谈

作者：信力建 

所谓“养寇自重”，也叫“挟寇自重”，其要义是放着敌人而不打，故意留着敌对势力或对立面，用以牵制另一方，自己从中自保自利。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那些手握重兵的功臣勋将，为了防止自己的主子“卸磨杀驴”“过河拆桥”，避免落个“兔死狗烹”下场，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养寇”——这原因是：君主与功臣勋将之间天然存在着相互威胁，双方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不是功臣勋将含恨九泉，就是皇帝君主退出历史舞台。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依然存在，虽然外形有所变化。所以，值得提出来说道说道。

历史上玩这一招的功臣名将数不胜数，我们不妨以明末清初的吴三桂为例。吴三桂降清之后，几年间，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让他独挡一面，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任他便宜行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阻挠，用财，户部不得拖延。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

1662年11月，又以擒杀朱由榔的功劳，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为垫脚石，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当然，吴三桂也心中有谱，他深知自己虽然换来了高官厚禄，但是否保得住这高官厚禄可就不一定了。他知道，欲保其特殊的地位，必须掌握军队和握有兵权。但是，战事已结束，朝廷要裁撤军队，要收回兵权，是势在必行之事。为此，在讨平南方，回京奏事时，他就在私下跟像他一样降了满清的明故总督洪承畴讨教自保之计。洪承畴的回答是洪“毋使滇一日无事。”意思是在云南不能维稳，要闹事。吴三桂对此心领神会。当时活动在云贵地区的农民军已被肃清，惟一可以用兵的对象，就是苗、瑶、僮（壮）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固然叛服无常，但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固的形势下，他们也得朝向新主，称臣纳贡。对他们的战争已无事可战。

怎么办呢？吴三桂的办法是制造事端，向他们发起攻击！康熙元年八月，吴三桂曾向朝廷报告，云南形势稳定，特别赞扬“云南土司，倾心向化，大则抒诚献土，小则效职急公，勤劳既著，劝励宜先。查《滇志》可据，忠悃有凭者，文职五十六员，武职十六员，请部给与号纸”朝廷得到这个报告，很感欣慰，以为南疆从此无事，天下无忧，可以长享太平之福。可是没过多久，情况又为之一变，云南土司纷纷叛变，吴三桂屡屡向朝廷发出警报，请兵、请战之奏，不断从遥远的云南驰送京师。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别无选择，惟依赖三桂主持全局，对叛变的土司展开征剿。此外，还有康熙三年（1664年），镇压贵州水西（黔西）土司头领安坤举行反清起义等等事件，都是吴三桂利用边疆有事甚至边疆多事来维护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得意之作。

可惜吴三桂对这一“养寇自重”的策略没有贯彻始终。顺治十七年四月，吴三桂上表请求讨灭局促于缅甸的永历残余以及李定国、白文选，洪承畴大不以为然。康熙元年，永历被俘，旋即处死，洪承畴闻讯，叹曰：“吴三桂必不久矣！”后来，果然随着云南少数民族的逐渐安定，吴三桂失去了他在清朝天下存在的作用，惨遭削藩，无奈举兵造反，彻底失败。

逮至近代，玩弄这一手的高杆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宣统继位后，权势显赫的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养疴。在彰德洹上村老家，每有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前来拜访，家中常常宾客满堂。袁会根据每个人的才能，予以不同的资助。据许指严《十叶野闻》载：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武昌起义后，清廷倍感危机，只得又将赋闲于洹水之侧的袁某请出。可他却装腔作势，坚辞不就。后来在反复劝说下，其抛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全权统领水陆各军等六项条件，才肯出山。诸多条件满足后，他派冯国璋率北洋军一路南下，强攻汉阳后，武汉三镇指日可下，冯国璋曾得意道：“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还来个世袭罔替呢！”但袁世凯反其道而行之，一纸调令将冯招回京城。这时的袁世凯，既不明言革命，又不火速勤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在等待时机。世上易做事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同时授意新任“湖广总督”段祺瑞与革命党人接触。派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面谈议和。黎提出，如若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举袁可“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南方革命党人的惟一目标即推翻帝制，只要袁能逼迫清帝退位，孙中山愿辞去临时大总统，由其继任。前方谈判，后方也未闲。袁世凯同党徐世昌、梁士诒、赵秉钧等不断向清室进言，制造舆论，游说逊位，以顺应潮流。前线将领也向朝廷奏呈，若不逊位，将拒绝作战。满贵中的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后，清廷顿失依仗，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清廷退位后，按照与革命党人的约定，袁世凯成了正式大总统。没有革命军，无法逼清廷就范；没有连下武汉两镇的战绩，无法迫革命党人谈判。战与和，皆手中棋子，进与退，都对自己有利。就是靠“养寇自重”这一法宝，袁世凯挟革命党之“寇”，迫使清廷退位；又挟清廷之“寇”，迫使革命党让出总统宝座。一举而实现了“三赢”：对清廷而言，和平退位，可享受优待；对南方革命党人而言，实现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的既定目标；对自己而言，最终成为民国开国元首，独享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方面，我们也有大手笔。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出动了“百团大战”。此战使日军和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实力大为震惊，日方后来开始对中共根据地进行坚壁清野的大扫荡，使得根据地受到极大打击。随后即政策调整，据当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长驻延安，并有权利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载：“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留着日军据点，便是自己抗日武装存在的理由，同时还可到国民政府处领饷。历史既如此悠久，效果又这般显著。这一招在当今自然也大行其道。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养寇自重”也有了新发展，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这就是我们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知从何时起，纷纷开始学用此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土资源部所谓“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所谓“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是指中国现有的十八亿亩耕地不能减少，一旦减少将引发粮食危机，进而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然而，这却不过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个“养寇自重”的策略。所以说它是“养寇”，是因为这样的“寇”并不存在，它是职能部门刻意“养”出来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茅于轼还指出，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关方面又为什么要“养”这“寇”呢？无他，“自重”而已，具体说来就是借此可以提高出卖土地价格，保证其“土地财政”的畅通无阻。我们知道，随着人口收入和城镇化提高，对房地产的需求必然不断增加。如果供给跟不上，价格肯定是一路上涨。我们分析一下需求方的因素，人口、收入、城镇化都是要逐渐提高的，不可能下降。调控政策不可能使人口增长下降，不可能使收入增长下降，不可能使城镇化的速度下降。需求肯定是一路上升的。要想抑制房价，关键是要有足够的供给。可是，有了这样一个18亿亩红线，起码是从预期上牢牢的建立起了土地稀缺，从而房产稀缺的概念，从而土地价格一路飞涨，有关部门自不难在其中上下其手大得好处。

其他诸如盐业管理部门的“加碘”、计划生育部门的“生育指标”、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都是这种“养寇自重”的变形。其原因都是利益使然。

鲁迅有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养寇自重之术，可做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