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谢丁：疏异者崔卫平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