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保罗·R·皮拉(Paul R. Pillar)在最近一期《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中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民主国家出现这么多的民众街头抗议活动？这里主要指的是土耳其和巴西，但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埃及、以色列、俄罗斯、智利和美国。皮拉问道：“这些遭到抗议的政府是经过自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有选票箱在，为什么还要走上街头？”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它的答案，我认为是三个现象的共同作用。首先是专制的“多数派”民主政体抬头，并且蔓延开来。在俄罗斯、土耳其和今天的埃及，我们看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针对“多数主义”的——执政党虽是民主选举产生（具体到俄罗斯，算是“类似”民主吧），却把选举理解为执政后可以为所欲为的通行证，包括无视反对党，扼制新闻媒体等等专横或腐败的行径，仿佛民主只要有选举权就行了，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权利。
土耳其、俄罗斯和埃及的抗议者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盗”感，感觉那些选举出来的人正在偷走某种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人民的声音以及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对一个刚刚赢得选举权利的民主派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愤怒的了。
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总统一周年之际，讽刺艺人巴西姆·优素福(Bassem Youssef)，埃及的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上周在埃及的《日出报》(Al Shorouk)上撰文称：“我们这个总统曾经许诺，会让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立宪议会来起草一部每个人都认可的宪法。我们这个总统曾经许诺政府会具有代表性，但在所有掌握权力的位置上都安插了穆兄会成员。我们这个总统和这个政党背弃了所有承诺，所以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走上街头。”
第二个因素是中产阶级劳动者腹背受敌，一边福利制度在缩水，另一边就业市场的要求却大幅度提高。多年来劳动者得到的讯息是，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会成为中产阶级。这一点已经不成立了。在高速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年代，你必须更努力、更聪明地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拿出更多的创新，更多地充实自己——这样你才能进入中产阶级。处在中产阶级、或致力于进入中产阶级的人背负的压力比以往大了很多，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他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超越他们的父母。
将这种转型如实告知人民的领导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帮助他们度过了。在今天，有太多的大型政党无非只是各种政治联盟的工具而已，在变革面前他们只求自保，不愿去领导社会来适应它。正常情况下，这样做会给反对党创造机会，但是在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和埃及这样的地方，正式意义上的反对党碌碌无为。所以人民走上街头，组织起自己的反对团体。
在美国，茶党(Tea Party)是在抗议共和党对赤字手软，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是在抗议民主党对银行家手软。在巴西，公交车票价上涨9美分（约合0.55元人民币）引起大规模抗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另一方面花费了300亿美元为奥运会和世界杯兴建比赛场馆。巴西《全球新闻》(Globo)节目主持人威廉·瓦克(William Waack)在《美国利益》的一篇文章里说的话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他发现：“巴西人觉得他们选出的各个层面的代表，并不是真地在为他们代言，尤其是看到此时此刻大多数领导人在真正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害怕担负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担任领导者）……不是那9分钱的事。”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工厂里，杰普莱斯医疗器械公司(Specialty Medical Supplies)总裁、美国商人奇普·斯塔恩斯(Chip Starnes)被大约100名工人扣押了将近一周。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这些工人“要求拿到跟最近30名被解雇的员工同样的遣散费。”他们担心随着工厂为了削减成本将生产从中国转向印度，他们将是下一批被裁的人。（在商定了一份协议后，他已经于周四获得自由。）
最后一点，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Twitter、Facebook和博客的普及，愤愤不平的个人有了更多的力量，可以展开和要求领导人加入双向对话——而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能力也大大加强，可以分享彼此的看法，发起突然性的抗议行动。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莱昂·阿隆(Leon Aron)所说，在当今世界，感到不满和采取行动之间的“转变过程”非常之快，而且越来越快。
最终结果就是：维持独裁统治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民主空前地普及——但同时又变得比以前更动荡。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更多的问题更频繁地走上街头，以更独立的手段、更响亮的声音讲述他们的故事。
翻译：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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