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何清涟：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万人联署要求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实，埃及2011-2013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4月底开始的反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尔西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35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3.2%。失业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80余年历史、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的青年反对派。

埃及军方的喷气机7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时，飞过开罗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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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军方的喷气机7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时，飞过开罗上空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90年代的繁荣景象）。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2011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GDP约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埃及2013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