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

　　FT中文网编者按：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济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FT中文网最新也刊登出韦森教授对其评述《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针对这些评论，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FT中文网刊出以飨读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讨论，使得争鸣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体现。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到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