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家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绩效之上如同将处于流沙上的政府置于重压之下，官员自然就是这个系统中承压的一部分，除去少数幸运者和有能力者，多数渴望升迁的基层干部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之下更倾向于做出理性的选择。

有位副镇长辞职了。他28岁，感觉这份工作劳累且晋升空间不大、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同时也遇到了一些价值观问题。他“回家卖红薯”的原因不是“当官不能为民做主”，而是他甚至不能为自己“做主”。

福建，一位25岁的副镇长自杀了。据他的同学说，聚会时，经常听到他提到工作压力很大的话，遗书中也写有“工作压力”、“被社会抛弃”等字样。公务员这份职业，挤进去了就等于进入了社会主流，如何会身感被社会抛弃呢？

对公务员的世界也许我们了解不够，对于基层干部生活的猜想，可能过于主观。人民日报调查显示，有三成基层干部“焦虑情绪重”，超八成认为基层干部“考核名目众多，工作压力大，目标很难完成”、“待遇低”。

考核制度无疑是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得以运转和维系的重要部分，靠着考核的激励和否决，中央的意志得以贯彻到基层。然而如今，这个考核制度向官员们传达的认知已无法全面地体现中央的政策了。

在中国，官员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考核。“一票否决”制，主要是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如果未能实现，那无疑将导致官员被撤职、降级、或降低晋升机会。占大头的是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等“硬指标”，这是官员能否得到升迁的决定因素，为一个官员的仕途定下了基调。而教育、医疗、环境等软指标的完成只能得到少量的分数。

于是，对任何一个在官员这份职业中有点野心或者想要做出一点成绩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成了他们不得不狠抓的对象，因为其他指标基本拉不开档次，只要不要表现太差大家的分数都差不了多少。所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官员们为了获得财政收入推动经济的发展，最快捷而暴利的方式就是卖地，高地价导致高房价，高房价反过来又推高了地价，于是从卖地中能够捞到的钱更多。而一刀切的考核制度很容易出现异化，因为土地是否能赚钱，经济是否能快速发展，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地缘问题而非官员的能力问题，抽到好签的官员或许不用费多大周折就能收获GDP，而更多的官员也许绞尽脑汁都不会看到什么起色，甚至都没有时间抓经济而是只能顾及其他，比如维稳。

《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在某中小城市采访时，曾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跟他说，中国的城市和企业很相似，市长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我想，如果要论精明和理性，没有人比渴望升迁的市长、县长、镇长们更加理性。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GDP增长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提高4.7%，市长的晋升几率就提高10%。尴尬的是，改善环境的开支与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位辞职的副镇长说，“我不认为我是体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理性抉择。”

经济表现的重要性使得渴望升迁的理性人们即使知道推高地价的后果也不会有所顾虑，因为绩效所考核的主要是他们任内的经济发展成效，GDP的发展是否朝不保夕这个不重要。而在绩效考核中经济表现为什么一定要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这恐怕要从更深层的原因说起。

在古代，国家合法性多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国家联邦的基础上，而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多建立在民选、绩效和意识形态之上。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往往是置于绩效之上的，而绩效通常分为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表现是威权主义的政府获得认可的最重要的维度。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一旦经济出现了问题就会民怨四起，人们就会要求国家负责，合法性将变得岌岌可危。由于经济表现事关重大，在某些国家甚至涉及到社会稳定和合法性，因此行政管理体系将经济表现看得如此之重，经济发展对于官员的仕途如此重要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那些在提振经济中是一把好手的人才能让这个国家更加稳定地运转。赵鼎新教授认为，当国家将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政府就不得不背负起这些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努力兑现一些承诺，兑现不了便会激情激起群众的不满。因此，维稳也显得异常重要，甚至占到了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

除了经济表现以外道德表率也是威权主义国家合法性的一方面，这导致了领导人一旦出现了贪污、包二奶等作风和道德问题时，这些问题便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人们甚至不会过问这些道德问题是否只限于私人生活。国家通过防御获得合法性其实是件自然的事情，但是将合法性建立在防御之上，就会导致在和平年代，政府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来强调国家防御的重要性，这往往会酿成悲剧，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除去经济，这些有关绩效的因素，对于中国当下发生的一些现象也很有解释力。

总而言之，将国家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绩效之上如同将处于流沙上的政府置于重压之下，官员自然就是这个系统中承压的一部分，除去少数幸运者和有能力者，多数渴望升迁的基层干部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之下更倾向于做出理性的选择。

经济学家们似乎乐观地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只需改革官员的升迁和考核机制，将就业、教育、环境发展等重要方面放在重要的位置，改变经济考核的独大即可，而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中国长久以来只问经济不问其他，即使将环境和文化发展纳入了规划却依然迟迟难以推进，根源其实关乎国家的合法性要置于虚处还是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指出，对干部的考核再也不能简单以GDP来论英雄了， 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所幸我们得到了回音，但是干部考核制度究竟会如何变，最终能否跳脱出旧有的模式？是要将政府和官员投入重重的压力和负担之下，还是要将压力交予民智来化解？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显然是不负责任，这需要交付给时间和广大聪明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