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吴靖：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分析——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单极化”

　　摘要 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关键词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领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质。这些性质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性质，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领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话题都应该能够在此得到交流和讨论，它也应该是不同群体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社会经验的场所;第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的话语方式应该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原则和公共礼仪，是观点的精彩和说服力，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以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和以权力为目的的政府，它的运作和话语方式不应该受到它们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这里不断地、系统性地考察和评估市场与政府的运作，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因此，“开放”、“理性”和“独立”是公共领域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哈贝马斯也主要是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合格。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互联网：资本裹挟下的“公共领域”

　　虽然互联网能够带来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复兴这类乐观主义话语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它确实凸显了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期待与想象。由于中国的传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宣传机构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众传媒的资金、组织、运营、管理、职业教育、传播等硬件软件基础设施的建构都是在精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由上至下来实施的。因此，中国的传统媒体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比较微弱。当然，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在对于现代化媒体的基础设施投入，媒体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化接入，对于工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媒体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设现代公共领域的设想将是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集约化的媒体投资与运营模式，导致媒体话语被垄断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体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对于媒体的参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使得普通民众能够绕过专业机构的审查与组织，直接生产和传播信息、观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尤其是在以BBS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言论性网络应用的空间中，多元话语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反权威的论述与情绪激荡在获得充分释放的网络言论之中，纷繁杂芜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门人弱化的网络空间游荡，各种亚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得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话语的碰撞、争论与融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成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其他人进行辩论，客观地评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倾听和参与中达成共识、形成舆论，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的产生与变革，促进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将设想与现实画上等号之前，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即网络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做一些现实的观察。

　　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除了军方和科研机构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互联网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资本带来全新的市场、生产、流通与消费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与通讯技术就成为最受资本青睐的投资对象。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网络话语表达的狭小视野中展开，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绝大部分是被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网络商务、网络金融等商业化应用所占据。主流互联网企业为我们所设计的网络应用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和商务活动的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达的领域，随着传媒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网络也成为娱乐产业链条的一个部分，奇观文化展示、大众化文化产品的传播、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从传统大众传媒向网络媒体扩张。网络正在日益模仿商业化大众传媒的模式，不是鼓励少数、民间和多元观点与信息的表达，而是遵循“眼球经济”的逻辑，强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内容生产(Patekis, 2000)。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趋势是网络平台精英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案例。从最初模仿Youtube的业余者视频上传和分享模式的优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