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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 Mahler (1860-1911) 的交響曲透視作曲家的人生心路歷程, Shostakovich (1906-1975) 的交響曲則是作曲家生逢大時代的歷史見證。Shostakovich的祖父是俄國大革命的革命黨人,被放逐西伯利亞;父親是政府工程師及工會成員,母親也是西伯利亞回流聖彼德堡的中產階級,Shostakovich忠黨愛國的家庭背境,加上他早熟的音樂創意,立即被蘇維埃政權看中,展開了他一生依違順逆於藝術良知與委曲求存兩極之間的不斷鬥爭。
青年人民藝術家
1925年的第一交響曲是一篇劃時代的創新作品,正好讓蘇聯對外展示他們這位十九歲的人民藝術家如何了得。結果,Bruno Walter在柏林首演,Stokowski和Toscanini分別在美國首演,大受歡迎。在國內,Shostakovich備受當權者禮待、人民愛戴。1927年他寫成第二交響曲《向十月致意》,紀念革命成功十周年,1929年再完成第三交響曲 《五一勞動節》,反映出這位年青藝術家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充滿憧景。兩首交響曲的終章都加入合唱,路線正確,深受官方嘉許。
反建制與悔過書
然而 ,Shostakovich 的創作慾始終關不住,開始與體制正面衝突。同一時間,他公演了歌劇The Nose,以政府官僚為諷刺對象,踩着當權者的神經,被點名批判。1934年的寫實歌劇 Lady Macbeth of Mtmensk內容涉及通姦、謀殺,和聲配器「過度前衛」,最終被禁上演。藝術創作的夾縫越收越窄,Shostakovich獲發的政府津貼銳減四分之三。二十九歲那年,他剛完成第四交響曲,一部深受 Mahler (第七) 影響的傑出作品,但礙於風頭火勢,沒人敢演奏。為了糊口,Shostakovich轉向電影配樂發展,藉着政治宣傳影片,保住自己的政治籌碼。
音樂畢竟不是白紙黑字,每個人都可以有(或者沒有)自己的想像力去加以詮釋。1937年的第五交響曲以「傳統」手法寫成,「一個蘇維埃藝術家的悔過書」獲得當權者接納,首演當日,聽眾欣喜若狂,指揮Mravinsky謝幕時高舉總譜。這首交響曲不但被欽點為俄國大革命二十周年慶典曲目,Shostakovich更藉此重獲信任,在音樂學院教授作曲。1937年,Shostakovich也完成了他的第一弦樂四重奏,這種更加需要想像力去理解的創作形式給予他更自由的抒發空間,是研究Shostakovich交響曲的最佳輔助工具。兩種體裁他都寫成了十五首。
抗戰與抗暴
1938年Shostakovich籌劃創作一首有獨唱、合唱的 Lenin交響曲,但始終沒完成,翌年僅發表了三個樂章的第六交響曲。1941年9月德軍對列寧格勒展開圍城戰,在炮火連天之下,Shostakovich完成了第七交響曲的頭三個樂章,撤離列寧格勒之後再完成整部交響曲。樂音化成振奮民心的愛國熱血,在堅毅、苦難之間奔流,Shostakovich成了廣大人民英雄的象徵。
1943年紅軍節節反攻露出勝利曙光,蘇維埃認為是時候在政治宣傳及音樂文化陣線上乘勝追擊。不過Shostakovich第八交響曲的回應卻着眼於戰禍加諸人類的精神苦楚,不但俄國人未能理解(Mravisnky指揮USSR Symphony首演),連西方也大失所望(Rodzinski指揮紐約首演)。
1945年的第九交響曲在蘇維埃最高統帥Stalin心目中,本應是對他歌功頌德的抗戰勝利頌讚,他甚至聽到傳言這首合唱交響曲將會與 Beethoven的第九同樣名留青史。殊不知Shostakovich 用了輕如室樂的配器,風趣幽默如Haydn的第一樂章令Stalin聽來更覺得是諷刺。
委曲與抗衡
1948年 Shostakovich第二次被點名批判(同時還有Prokofiev、Myaskovsky、Khachaturian和Kabalevsky),褫奪一切特權,津貼撤銷,終止教職,還要公開悔過。猶幸 Shostakovich在美國有了知名度,政府未敢公然迫害,而且Shostakovich也知情識趣地繼續為官方電影寫配樂,甚至委曲求存寫了清唱劇 Song of the Forests,歌頌 Stalin 為偉大的園藝工人。與此同時,內心矛盾交煎的Shostakovich 仍然秉著藝術良知創作了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和聯篇歌曲 From Jewish Folk Poetry,為蘇聯戰後排猶政策下被壓迫的猶太人抱不平,這些作品要等到 Stalin死後才能公演。
1953年Stalin逝世,Shostakovich寫成第十交響曲,與上一首交響曲相隔了八年,樂曲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萬物在新翻的土壤茁長新芽,陰霾驅散,青天耀眼,粗暴狂野的第二樂章狹義上是Stalin的畫像,廣義上是人權與惡勢力抗衡,正義的勝利在終章裏得到伸張。
公民抗命交響曲
令 Shostakovich真正獲得平反的是1957年的第十一交響曲,標題《1905年》,是指俄國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血腥星期日」:和平請願的民眾巡行到聖彼德堡冬宮向沙皇訴求,被腐敗無能的將領下令鐵騎屠殺驅趕,促成了日後的暴力革命。這首史詩式的交響曲四個樂章一氣呵成,描繪力極度震撼,因而被稱為 「毋須電影的電影配樂」,Shostakovich亦憑此獲得 Lenin Prize。在所有交響曲裏,這是最直接,最易明白的音樂語言,而且巧妙地穿插了許多俄國民謠及當年的革命歌曲。
官方喉舌反政府
1960年政府高姿態收買(實情是要脅)Shostakovich加入共產黨,委任他為作曲家聯盟總書記,捧為官方喉舌。1961年的第十二交響曲《1917年》紀念革命成功,向 Lenin致敬。1962年Shostakovich再次挑戰當局的反猶太政策,寫成第十三交響曲 《Babi Yar》,配以男低音及合唱團,悼念二次大戰期間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納粹大屠殺死難者。
此後幾年,Shostakovich不斷為被政治迫害的藝術家和詩人抗辯,同時他的健康亦開始退化,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1969年的第十四交響曲都滲入了死亡的訊息和不協和弦。1971年的第十五交響曲充斥着對立的主題,有借自Beethoven、Rossini 和 Wagner的旋律和他的前作,加上墓誌鉻般的第二樂章,恰如其份成了Shostakovich最後的交響曲。
時代使命,民主輓歌
如果不是在那個年代,不是在那個國度,便不會有 Shostakovich這樣的交響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內戰,兩次革命,還加上大獨裁者的政治大清洗,與及蘇聯戰後的種族迫害與霸權擴張,令肩負時代使命的Shostakovich交響曲更添迂廻曲折,亦憑空架構重疊出無窮的詮釋空間,就連第十一交響《1905年》也有人 (包括 Kondrashin) 解讀為借古諷今,暗喻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可以肯定的是,第十四交響曲確是Shostakovich 對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搗碎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的回應,由女高音、男低音、弦樂團與敲擊樂演出,以十一段俄國詩作為歌詞,賦成一篇民主輓歌。
推薦錄音:
Shostakovich : Complete Symphonies
Roman Kofman /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
MDG 937 1200-6 (11 CDs / 錄音年份2003-2006)
要選擇一套 Shostakovich交響曲全集,我以前有個不成熟的想法,一定要俄國指揮、俄國樂團,所以我選了Kondrashin/Moscow Philharmonic(當年是Le Chant du Monde發行,現在由Melodiya原廠出版)。到今日,我仍然承認,粗豪的風格製造出粗微粒的音響效果,份外痛快淋漓,(實際上只是不修飾的analog氣氛,音質並不粗)。演繹風格相近的是 Rozhdestvensky/USSR Symphony (Melodiya),他也有全集,但我只有第十、十一、十四。正宗俄國傳統刺激火爆,近年有 Valery Gergiev,請聽他的第七(Philips 470 845-2)已知梗概。而非俄國傳統的Paavo Berglund(EMI CDC 7-47651-2)鞭策速度更加不留餘地,同樣令人喘不過氣。Bernard Haitink的第八和第十三(Decca 425 071-2 / 425 073-2)讓我初次嚐到音色平衡、意味深長的 Shostakovich。而現在MDG這套特價CD可謂更進一步(初版是單片發行的多聲道2+2+2 SACD),這是音效最清晰、平衡度最均稱、層次最通透的 Shostakovich,這不僅是錄音的成效,更主要是演繹。
Kondrashin的演繹和 Melodiya的錄音間中會有些過火(例如第十二首的第一和第三樂章的銅管),但Roman Kofman完全均稱,對比合度,但又不能說沒有氣勢,帶合唱的樂章如第三及第十三交響曲就明顯以平衡度取勝。
客觀演繹,感情自然
Roman Kofman加上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可能令人忽略了這位指揮家其實是烏克蘭人。他在基輔出生,畢業於當地的國立音樂學院,2003年受任Bonn之前是 Kiev Chamber Orchestra藝術總監及音樂學院教授。在德國,有樂評人將他比作 Mravinsky。Mravinsky的 Shostakovich我沒有聽過,但我覺得 Kofman頗接近另外兩位新一代俄國指揮 Vladimir Ashkenazy的第1、第6(Decca 425 609-2)和Mark Gorenstein的第5(Pope Music PM1009-2),他們同樣注重音樂層面,讓音樂自然帶出感情,而不是將感情 preload於音符之上。Shostakovich有時是刻意隱晦,目的就是要讓每個聽眾自己去感受、去詮釋。客觀的演繹會不會反而更直接?
條理分明,單純有力
例如配器龐大、千絲萬縷的第四在 Kofman 抽絲剝繭之下,變成效果精細,條理分明的純音樂,又何必將政治化的解讀附會其上?西方國家最喜歡將第五解讀為Shostakovich陽奉陰違,Kofman 理智的手法沒有誇張諧謔曲樂章,可能Shostakovich根本上只是想用傳統技法寫一首同樣有感染力的交響曲,我們又何必多心?再聽肯定未經政治洗禮的第一:Kofman 直接了當陳述 Shostakovich 的音樂詞彙: 幽默得近乎荒誕的第一樂章,娛樂趣味如芭蕾音樂、配上鋼琴的諧謔曲樂章,幽怨孤寂的第三樂章,(啊!聽那小提琴獨奏!) 還有終章史詩式的大氣魄、現代化的電影感,軍鼓般的敲擊,軍號般的銅管,完全是單純有力的音樂創意,毋須刻意渲染。
理性客觀如紀錄片
即使當年真是有諷刺意味的第九,現在已經時移世易,Kofman 也決心拋開歷史包袱,開開心心地給我們一個充滿娛樂趣味的交響曲,五個樂章就像五幕芭蕾舞。至於兩首史詩式鉅鑄:第七《列寧格勒》和第十一《1905年》無論在激烈澎湃的高潮,或悲天憫人的慢樂章,都保持着理性的客觀,感染力就如忠實報導的紀錄片。Beethoven Orchester Bonn的高度準繩與敏銳反應更加令人動容,不但音效色彩比 Stokowski (EMI565206-2) 更通透,戲劇效果亦絕不比 Rozhdestvensky (Melodiya/JVC VDC-1042) 或 Gergiev 遜色。也有同感的朋友更不可錯過這兩曲的SACD版,享受包圍感的音效,尤其是《列寧格勒》第一樂章近15分鐘處,象徵紅軍反攻的附加銅管組,Kofman將他們安排在後聲道,與前聲道的德軍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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