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4年生于山西平遥。早年曾主编《清华周刊》,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少有人超越,著有《中古文学史论》等;建国以后,他首写《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年,王瑶于上海辞世。

  当我们目送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追忆他们的渊博学养、卓越贡献的同时,我们更怀念大师们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人格品行。今天,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抑或能在我们内心引起几分感慨、几分愧疚和几分思考。——编者

  王瑶是谁?

  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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