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
西起建国门，东至大望路，百子湾路以北，光华路以南，以国贸为中心的这个方块形区域，集中了北京很多最有身份的现代建筑。
这里新房售价已达七八万一平方米。在CBD上班的北京白领，在单位附近租一套像样的房子都已不可能。
一间正规的单间，月租金就已达3000元人民币。光华路与大望路交叉口的一个小区（准确说，根本没有小区，是一栋孤耸在路边的住宅楼），有一户出租房，两室一厅，而厅的部分被隔成了四个房间。未打隔断的两个房间，主卧2600，朝北的次卧2400；最小的一间，不超过5平米，一张一米二的床就差不多挤满了整个空间，租金1000。
根据各自条件、面积，有不同价格。一台空调横穿南北两屋，并留有一个A4纸大小的洞，分住两屋的人，别说隔空喊话，足不出户随时面对面交流都可以。
这两个隔断间用的都是推拉门，但都在关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锁上，门框与门之间必须保持大拇指那么宽。
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在拼租房，特别是隔断房里住，一考验耐受力，二考验宽容度。
隔音问题是隔断房的拼租客最头疼的问题，只有忍。家居设计师小武说，要是有办法，谁也不会愿意住隔断间，对面大哥每夜对着手机K歌，吵得人心烦意乱。问他为什么不去劝阻一下，他说：“我也在这儿住不太长，能不妨碍别人的生活就不去妨碍了。”
小武今年24岁，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稀里糊涂就住到了CBD。他的房间里挤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床沿只容一个人坐着，再有一个人，就只能倚门站着，不然就只能爬床上去了。这间屋子没有窗户，租金850，隔壁有窗的1300。
晚上9点的时候，其他房间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隔壁一位中年男子在打电话，谈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套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室之谊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关系处得怎么样，要看人，尤其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处好并不容易。在百子湾路的一间隔断房里，住着无业的王小姐、在律所上班的杨小姐、金融哥“辉辉”、厨师小川等6个人，在这种房子里，算是住人很少的。记者进房间时，王小姐正坐在厨房的一个板凳上和“辉辉”聊天。厨房是这套房子里唯一的公共空间，而“辉辉”就住在厨房里头的小阳台上。
王小姐快人快语：“采访？北京的蚁族是吗？”她说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媒体、地产、公关，“你说吧，你做过的职业我肯定都做过。”而她现在却处于无业状态，也没想过上班，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蹭吃蹭喝”的。
她是个自来熟，爷们儿似的天津大妞，话过三句就有朋友。文章该怎么写、采访该怎么做、中国往何处去、宗教信仰为何重要、谁是婊子、谁是婊子她娘，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刚下班回来的杨小姐目睹此情此景，乐呵呵地看着记者说：“怎么样？今天出门烧高香了吧？”
杨小姐回来就开始做饭，王小姐和灰灰坐着等吃，不过要负责洗碗。王小姐说：“我们这儿关系都特别好。我自己是坏人，所以出门净碰见好人。”但是她也介绍说，自己是稀里糊涂地住进来的，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北大学生、网游公司老总、本地人……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王小姐的租房经历和小武颇为相似，都是刚到北京，还没有摸到在北京租房的门道。
在市中心上班的北京白领，大部分已经杀出四环外，甚至五环外。住在中心地段的，很多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刚到北京的“漂客”，还有就是处理临时问题的过客，所以多是短租。
王先生把自己位于国贸和大望路之间的一套房子改造成三间宿舍，内设木质高低床，广告称“高端床位”，每铺850元。
三个房间中，一个女生宿舍，两个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住了12个人，男生宿舍一个是六人间，一个是四人间，记者到时，只剩四人间的一个床位。
王先生说：“这是CBD，价格就这样。”他介绍说，“我这儿住的人不杂，”接着先往六人间一指，“有一个在对面上班的、一个是在这儿学习的，北大的；还有一个网游公司的老总，（工资）一个月能开一万五六。”
“女生宿舍，有几个肚皮舞学校的，还有几个学美容的。”王先生本人也住在房子里，占一个铺位。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IT男和摇滚青年为什么都要逃离北京？
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
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与此相伴的，是那个戈多似的房价“拐点”，等得人肠子都细了。“拐了拐了”，喊了好几年，坐轮椅的都能被忽悠得跳起来了，房价还是在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也在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逐年上行。
新“国五条”在北京落地后，政府意图通过限价令、预售证审批等渠道平抑房价，而很多楼盘的报价都高于审批标准。拿不到预售证，房子就没法卖，竟使很多区域处于缺房状态。不知这场博弈还能持续多久，但高房价、限购令、雾霾、沙尘暴、堵车，挡不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向首都挺进。
因《蚁族》一书广为人知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已经不复存在。北京新毕业大学生的居住选择空间已越来越小，要么在学校附近租个床铺，要么就到隔断房遍地的回龙观等地住笼屋。地下室自然也是一个选择，而去年夏天暴雨造成的内涝至今仍让住地下室者心有余悸。
“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北京的行业资源、文化资源、人口教育程度、首都身份、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文气息，都足以把人留下，在北京待习惯了，回到二三线城市很快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有那么多人整日在网上对北京大吐其槽，但大家都没走。
记者曾跟唱《北京，北京》的汪峰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喜欢一个城市，不仅因为它的发达程度，还因为它够“残酷”，“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对于北京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拆掉城中村，这些人的临时居住问题怎么解决。把成片的低收入者驱散，消除他们作为群体性存在在地貌上的表征，绝不可能万事大吉。他们总要找个地方落脚的，是让他们住进市内的隔断房？还是赶至越来越远的外围？
如果居住条件长期照此恶化下去，也许狼真的要来了。有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说，今年以来，不仅国贸附近的租房客户明显减少，就连回龙观、北苑等出租房市场最旺盛的地段的客户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留在北京的热情也正在下降。不是因为北京的工作太难找，而是解决户口的单位越来越少。在北京，没有户口，未来的生活将注定“多难”：买房难、买车难、孩子上学难。再加上本就激烈的职场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很多毕业生离开北京时不再那么难分难舍。
陈先生2007年硕士毕业后决定去珠海教书，临行前泪洒电脑桌。他对寝室的同学说：“你们都留在北京，我却走了。”他嫌自己没出息。所以两年后，他又考回北京念博士，如今再次面临毕业，拿到了湖北的一所高校的offer，已经准备赴职。他并不是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这边有实力的高校太难进。这次，他想得很清楚：“那边的房价不高，生活可能没那么难。”
各地来的摇滚乐队、流浪歌手麇集的城中村，曾经是北京最迷人的景观之一。2000年前后，盘古乐队的《圈——三部曲》中讽刺性地描写中国的摇滚乐队“只会一个劲地拱进首都”，像小猪找着母猪的乳头。
广西民谣歌手韦迦一直在推土机前面跑着搬家，他介绍说，从外地跑到北京的摇滚乐队已经活不下去，走得差不多了，即使已经有了一定名气的乐队也生存艰难。现在在北京搞乐队的大都是本地青年，“开着奔驰去演出，用外语唱歌”。摇滚乐在北京已经成了有钱人的游戏，这无疑将深刻地改变北京的音乐样态，而小趣味与消费主义也很可能联手围剿批判意识和实验勇气，把摇滚乐变成时代宠物，让资本和权力坐享其成。
外来乐手曾是北京的通俗音乐活力和多样性的源头，然而，这个源头断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北京的“生存成本”已高得吓人，与此相应，很多乐队已经在各地取得成功，而且已经将地方性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开始享受全国性的声誉，比如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广东的五条人。
北京的发展很像毁林造田，为了多收三五斗，不惜破坏生态的多样性。而地力枯竭的时刻早晚会来，北京的“包容”和“创新”精神难保不会被坐吃山空，空惹一身奚落。到时候再用那多收的三五斗回填旧账，退耕还林，恐怕不太容易。
“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如果北京整个儿变成一个大房东，陷入垄断地租依赖，北京的经济活力将大打折扣。随着经济机体的硬化，创新空间也将遭受严重挤压，创新动力减小。从里一个层面看，创新型企业在生存日趋艰难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出走。成本的升高促进产业升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成本不至于将企业压垮。
目前，由于难以承担不断升高的成本，不少IT企业已经开始逃离北京，向成都、厦门等二线城市“转进”。去二线城市的好处有很多，房价低、政策支持，因此企业压力比在北京要小得多。点心科技的CEO张磊告诉记者，很多IT企业去二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提高员工的幸福度。在二三线城市，员工的稳定性也比北京高。
张磊说，“员工是技术型公司的核心资产”，所以并不怕给员工涨工资。但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的综合运营成本，还是让人吃不消。2010年年底，点心科技从创新工场独立出来，搬进了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张磊介绍说，当时的中关村，还可以租到每日2—3元一平方米的办公楼，现在已经到了7—8元一平方米，一年半的时间涨价三四倍。张磊本人对这种“疯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张磊也考虑过将公司搬到二线城市。中关村很难再待下去了。今年年初，电信科技从中关村出走，搬到太阳宫的一栋六层小楼。然而，这一带的办公楼价格虽然比中关村低30%左右，但也不便宜。张磊总结说：“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张磊说，在政策支持方面，北京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企业发展不能总指望政策。北京的人才资源、合作资源、思想活力，二三线城市很难找到。张磊表示，如果从现在开始创业，他不会选择北京。
他还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在二三线城市待了几年后，又开始返回北京。一方面是耐不住寂寞，觉得太“闲”；而更现实的原因还是北京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尽管争抢激烈，但比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吸引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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