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那些曾经励精图治的皇帝

作者：信力建 

1996年岁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当看到当初励精图治意气风发的改革者商鞅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事实上，中国历来不仅有象商鞅这样因为励精图治而最终下场不妙的大臣，还有那些也曾励精图治，最后却在老大帝国铁桶一般的体制压迫下黯然收场甚至不可收场的皇帝。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

先看北宋神宗皇帝。1607年，刚刚过了20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成为大宋第六代皇帝、从登位那天起，他就显得很是有些忧心忡忡，心力交瘁。原因是大宋这家百年老店此时已经百弊丛生，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所以他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着他去解决，有那么多的迷津等着他去指点，历史过早地甚或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担压到了这位年轻的皇帝身上，这使神宗赵顼感到了肩上担负的沉重的责任与压力。应该承认，神宗赵顼便是那种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据《宋史》记载，神宗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职制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之、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诗。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然而，在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赴，变法失败。元丰八年（1082年）三月，年仅37岁的神宗皇帝在郁郁中病逝。

再来看看明朝的神宗——万历皇帝。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起义。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万历初年，由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新政。张居正改革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与历史上的吴起变法、屈原革新、王安石变法精神完全一致，是时代的产物，故其价值是永垂文帛、光照千秋的。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危难中果敢地主持新政，其重要的思想是始终不忘记以民为本，因民立政。他的改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农民土地的势头，多少缓和了农民的恶劣处境，减轻了农民有负担，减少了地方官吏对农民刻意剥削的机会。从而表现了一个古代文人注重学以致用、从政庇民的高贵质量。通过这次万历新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然而，当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万历皇帝马上翻脸——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万历决定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神宗随即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从此万历皇帝开始全面废除万历新政的政令，破坏新政的成果。万历新政彻底失败。而此后的神宗也陷入所谓“醉梦之期”：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最后沉迷酒色，大吸鸦片。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十月葬于定陵。《明史》对于明神宗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最后来看看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清德宗光绪皇帝。他四岁登基，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宫独裁，直至光绪帝十八岁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帝一生受到慈禧太后的挟制，未曾掌握实权。然而他胸怀大志，爱国情殷。在1898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利用民情，推动戊戌变法。

斯时，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他用手中的权力极力支持康有为。戊戌年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三日，御史杨深秀奏请定国事，十一日，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实行变法，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他对维新派主要人物作了恰当的人事安排，允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以让他们便于上奏，提出变法方案。在短短的103天里，光绪帝颁布了100多条新政上谕。光绪帝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

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她发出懿旨，迫使光绪帝将变法中坚人物翁同龢革去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同时任命后党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又规定新任职的两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向她谢恩。后来光绪帝革去了守旧、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揆等6名礼部堂官，任命了7名新堂官，其中4名是支持维新的，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于是慈禧太后决意破坏变法，发动政变，变法失败。1908年11月14日幽禁中的光绪帝因砒霜中毒而暴崩，享年38岁，葬于清西陵的崇陵。

这些曾经励精图治皇帝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最高统治者，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体制（当代的胡赵，也是例子），因此，改革不能指望个人品质，而应当着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