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坚船利炮”，这也成了国人当时最想引进的“器物”。而“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从“器物”上升到“制度”，开始变法维新。接下来百年，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宪政民主，中国人相继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阶段则是吸收、消化与制度相符的价值理念。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理念”，这是西风东渐的三个阶段，虽然时间上不是泾渭分明，例如引进“器物”时也部分引进“制度”，“理念”先于“制度”传播开来的情况也有，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基本上都是这个秩序。我们用上面的“三段论”对照、讨论一下埃及。
埃及引进“坚船利炮”最出色的是穆巴拉克，当然这个时候的“坚船利炮”除了科学技术、F16战斗机外，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西化的程度都相当高，他同美国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器物”崇拜并没有带来西方的那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最终反而引爆了“阿拉伯之春”。
革命之后，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几乎一夜之间在埃及建立起来。埃及从“器物”到“制度”的转变比百年前中国的辛亥革命更彻底。现在的问题是，任何制度一定是伴随与之相符的价值理念，否则，制度只是一个空架子，那么，埃及民众与政治人物用来支撑民主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什么时候建立？如何建立？
穆尔西通过民主大选上台后，开始通过扩权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又把一套同埃及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不相符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教义引出来，使得这个制度不但无法运转，甚至可能滑向连穆巴拉克时代都不如的境地。
西方的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包容的价值理念，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先后几百年，最终诞生了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拿美国的民主来说，到今天也走了230年。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模式（包括那部宪法）几乎在建国时就搞定了，很少修改与变动。可是，美国推崇的民主的价值理念又拖了多久才像个样子呢？至今，连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政治人物与民众还经常会干出违背民主价值理念的事儿。更别说那些追随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国家的步伐，而有不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
从引进“器物”到引进“制度”，其实并不难，最难的反而是引进与民主相配套的价值理念。引进“器物”，一个强人，或者专制政府，都可以做到，例如清朝政府；“制度”的建设，靠一些优秀的政治人物或者一场革命，也大致可以搞定。唯独这价值理念，却需要上下齐力，且是反几千年独裁与专制的“洗脑”，属于“自己革自己的命”，相当不容易。
一些一夜之间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在革命前由于独裁压制没有足够的民主理念启蒙，一些民主的价值理念甚至被故意歪曲，而“民主”后也因为不时兴“宣传”而停止对民主理念的传播与推广，结果为数不少的“民主国家”从执政者到民众，几乎都不谈民主理念与价值观。伊拉克与埃及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民主制度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后，很多人想问的是：埃及到底有多少人接受了民主的价值理念？或者甚至可以更进一步问一下：埃及有多少政党与政治人物真正理解并接受了民主自由包容的价值理念？而不只是接受了这个别无选择的民主制度？
埃及革命后，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埃及的新领导人发表过一篇完整的像样的对民主理念的阐述，尤其是同埃及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民主施政纲领。
我以前以为是语言翻译问题，后来专门找人翻译了中东主要政治人物革命以来的演讲与报告，发现他们很少反复、耐心的重复那些伴随民主制度的价值理念。你再看看美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至今为止的哪一次演讲，不都是把民主的价值理念挂在嘴边？几乎做到了天天讲时时讲。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检视一下此后地球上逐步走上民主的国家，其民主质量的高低，几乎都是同引进“理念”分不开的。有人可能会说我自己是写文章的，所以才会强调表达民主理念的演讲与宣示的重要，其实不然，建立或者引进任何一种制度，必须要有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
允许我拿毛泽东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引进了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国家后，大家还记得屡次政治运动都在干什么吧？不错，都在灌输民众这个制度需要的价值理念。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至今洗澡和上厕所都还情不自禁地哼那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口号与含情脉脉的红歌，就是那时被灌输进脑子的。那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最“成功”的时候。同毛泽东理解任何制度必须有相应的理念支撑分不开。如果挂羊头卖狗肉，实行某种制度，却拥有另一种价值理念，那是绝对要乱的。
可是，民主制度的“悖论”是这个制度本身反对向民众灌输理念，反对洗脑。对于那些经过几百年潜移默化的“洗脑”（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形式）的西方民主国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可对于那些一夜之间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问题就大了。你能相信西方白人靠“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教育、洗脑了几百年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他民族一夜之间引进过来，就能运转如常？就是开汽车与驾飞机，也得经过适当的培训与训练啊。
但到哪里去培训与训练？我是反对素质论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连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者一群习惯当奴隶的人，也是无法实现民主，至少无法实现高质量的民主。我还曾经说过，民主制度下，民众的民主素质更容易提升，但如果没有拥有一定民主素质的民众，突然到来的民主制度很可能玩不转。这又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悖论。
其实，能打破这个悖论的，只能是那些率先觉醒的民众；是那些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非民主国家推广民主价值理念的人，如甘地、曼德拉与金大中和台湾许多民主启蒙先锋；是那些在威权体制里却良心尚存，并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最终松开紧握权力双手的“独裁者”，如中国的蒋经国。
埃及已经民主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但不幸的是，他失去了向世界推出自己的曼德拉与蒋经国的机会。假如我是穆巴拉克，我一定会在执政的三十年间，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放开对社会的控制，一步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放开媒体，允许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允许宣扬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允许公民运动，为埃及的转型做准备。等到时机成熟时，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还权于民，让埃及有序地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未来——
到那时，埃及的民主转型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乱，到那时，穆巴拉克一定不是呆在监狱里，而是被埃及以及世界敬仰的政治家，到那时，穆巴拉克的雕像，很可能会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让后世的埃及人骄傲。
杨恒均 2013.8.7 《埃及怎么了》系列之三
广而告之：
《埃及怎么了》系列之一：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
《埃及怎么了》系列之二：你为啥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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