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张曙光：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下）

　　现在就讲两大重大事件，一件是马丁文章事件，一件是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秦柳方小报告事件，唐宗昆（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研究》为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刊物，编者注）是当事人之一。

　　先讲马丁文章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理论版“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宋龙详署名马丁的文章，题目是《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所列十大转变分别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到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应当说，马丁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正确的。《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也很正常。

　　问题在于，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一大堆事情。先是日本时事通信、《读卖新闻》、美联社转载，歪曲报道了这个事情。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电讯，说什么“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中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发表社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尖锐批评马丁文章关于《资本论》已经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的观点。这就大大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原意。

　　关于这个问题，马丁文章讲得很清楚，我也不用讲了。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杇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是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可见，马丁文章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而问题就出在那些望文生义的外国文章出口转内销之后，就变味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提前一天发回《中报》的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接着，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予以转发。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号称中央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社论。这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性报道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3月4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公开报道，甚至把马丁当成外国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下，有人据此将马丁文章看作是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1986年2月召开的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发表讲话，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判之势已经形成。邓力群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者注）在报道《中报》社论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把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

　　2月23日，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批示：“启立（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望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其中，“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一句值得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转载了，但是照着《工人日报》转载的。这两家就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他们澄清事实。

　　事情的真正转机是赵紫阳3月3日在胡乔木上转秦柳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信上的批示，才把这个风扭转了。这个批示后面再讲，因为跟后面的事件连在一起。

　　根据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编者注）批示，3月22日，中宣部根据薄一波的批示，专门就马丁文章事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朱厚泽委托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持，参加的人有于光远、董辅礽、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还有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喻权域、张惠卿、汪永芬、李禹兴等，共30多人。

　　于光远（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首先发言，肯定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大家都在批评新华社论内参谎报军情，干扰中央决策。要求对向中央谎报军情的人进行批评处理，不能随便放过。王惠德在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至此，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个段落。

　　对此，我想做一点评论。

　　人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宋龙祥（笔名马丁）本人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经济理论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工人日报》也不是主要的理论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很正常。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无法了解和充满好奇，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进行一些猜测也是常事。然而，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再看第二大事件，就是秦柳方给胡乔木的小报告及其掀起的波澜。

　　先给大家讲下，秦柳方其人。秦柳方（1906－2007），江苏无锡人。1927年入党，后来脱党，1929年参加由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调查团，1933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属于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后，重新入党，历任上海军管会中纺公司代表处顾问，华东区花纱布公司经理，华东贸易部计划处、物价处处长，中央商业部工业商品局副局长，中财委六办商业组副组长，国务院八办商业组组长等职。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在经济理论上，秦柳方没有什么建树，是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的末流人物，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些短文和评论，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理论文章。秦柳方以打小报告和整人见长。在国务院八办时，秦柳方曾经揭发批判过许涤新。1957年，秦柳方又给他的前任李维汉的秘书郑新如贴大字报，调门很高，把郑新如当成敌人，因而成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50年代末，经济理论界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云南一化名LX的人给《经济研究》写稿，主张商品经济，秦柳方给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党校有人给《经济研究》投稿主张商品经济，秦也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也被整。孙冶方当了经济所所长以后，秦柳方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论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也越来越不信任孙冶方。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对翻案风、单干风、悲观风，经济所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提出申诉，秦柳方说所内有“三风”，翻案风特别严重，孙冶方、冯秉珊、项启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见，秦就向中宣部打小报告。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的意见及其在经济所的讨论，也是秦柳方打小报告给中宣部告发的。这样一来，在1964年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派了七十多人的工作组搞出了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秦柳方成为唯一的大左派。有鉴于此，陆定一曾经提议让秦柳方当经济所所长，只是于光远和林涧清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才作罢。秦柳方在经济所的名声不好，孙冶方平反回到经济所以后，秦柳方自觉脸上无光，在经济所呆不下去了，才找到钱俊瑞，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什么秦柳方找钱俊瑞，他是钱俊瑞的救命恩人。钱俊瑞在文化部党组犯了错误，被弄到无锡当地委书记，文革中间，老百姓在揪他，他逃到北京，躲在秦柳方家里，躲过去。所以这个时候，秦柳方找到了钱俊瑞，钱俊瑞收留了秦柳方。有人给秦柳方做了四个字的概括“思想警察”，这个评价确实入木三分，极为正确。不过，秦柳方的行为既与个人品德有关，也是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质低劣和学术品质低劣的人再次得势，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咱们看秦柳方的小报告。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给胡乔木寄了一个整整15页约五千字的小报告，题目是《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者不仅开门见山，而且深知内情地写道，“近年，一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非难，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书记处作了讨论，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接着，秦柳方仅就他看到的材料，以理论问题为主，分四个问题揭发和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些所谓自由化现象。我们下面只就第一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一，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秦柳方揭发了7个所谓自由化问题。

　　认为“第一，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是自由化。这是从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摘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是自由化。

　　第六，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要创新经济学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也是自由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六四”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时，曾经复印出来在所内传阅的，这一条没有圈掉；一个在向上转报稿子的复印件，这一条被圈掉了。据此推断，转报的稿子可能是被胡乔木圈掉的。

　　其他几条我不说了，时间关系。而且秦柳方的小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