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八月九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七版刊登了署名郑志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这篇文章再次为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有气无力的辩护。该文一方面抨击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以西方国家制度为标准评价中国，把双方差距归结到制度上，显然有失偏颇；把发展成就归功资本主义，把问题归咎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同时还否认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学习西方是走向资本主义。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最近中国的官方媒体还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反对宪政改革的主张、反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反对前苏联的民主改革做法的文章，其中最引起网民反感的包括胡鞍钢的“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王小石的“中国若动荡 比苏联更惨”、以及马钟成的三篇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和“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等。显然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清洗运动”正在中国展开。现在的问题是，这次从左的方面发起的又一轮“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究竟是掌控党务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自选动作”，还是习近平主导发起的一场思想运动。不少人认为，刘云山长期控制中国的宣传部门，对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化思想负有主要责任，他就是中国当今的“新左王”。自从习近平接班以来，刘云山利用控制意识形态的有利地位，有意识地主导了这一轮推动中国执政党继续“向左转”的运动，以此裹挟立足未稳的习近平跟从党的在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由于“太子党”的家庭背景和长达五年在“王储”地位的政治实习，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之间展现出明显的政治强势。与此同时，退下来的政治老人们之间的恩怨未了，相互掣肘，他们无法成为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习近平。要说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内没有自己的政治派别的刘云山敢于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信仰来“绑架”习近平，既是高看了刘云山，又是低看了刘云山，与中国高层政治操作的逻辑有些背道而驰。
说这种观点“高看”了刘云山，是因为它认为中国高层仍然有人在为了政治理想来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经济利益和家庭成员的福利进行冒险。说这种观点“低看”了刘云山，是因为它把刘云山的在政治博弈中的判断能力看得过低。目前这一代领导人中间的绝大多数习惯于跟从党的政治惯性，早已经没有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从刘云山以往的政治经历看，无论是在丁关根手下还是在李长春手下，他至多是跟从上级的意图，从来没有僭越权利一步。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谨慎才将他送上了常委的“宝座”。刘云山没有在政治上绑架习近平的“心”，也没有绑架习近平的“胆”，更没有绑架习近平的“力”。
从习近平最近一系列的讲话看，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也是知道他的下属在做什么的。他的关于“不能否定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关于苏联变革时苏共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关于拒绝普世价值的“鞋论”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决不放弃毛泽东旗帜、不做终结集权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内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正是他的这一立场，正在哪些从政治权利垄断的政治体制中获得利益的前朝的遗老遗少们注射最后一剂强心针；而这也正是中国新一轮“向左转”的宣传闹剧的源头。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
